小说中的爱姑处于辛亥革命后的大背景下，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无法忍受自己作为物品一样随便丢弃，开始向不幸的婚姻发出呐喊，进行反抗和斗争。为了能够讨回一个公道，她闹了三年，声称要闹得夫家家败人亡才罢休，可见爱姑是一位大胆泼辣的女性。
显在结构：对封建伦理下女性命运的同情与反思
在那个时代，爱姑身上体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敢于向封建的族权和夫权发起挑战，这种品质无疑是让人感到欣喜的，但是她的反抗最终却走向了失败，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爱姑思想意识中的愚昧和奴性，以及自身的依附性。
爱姑反抗由最初的坚决，毫不妥协到最后的顺从让步，这和她的性格是不无关系的。爱姑在大庭广众之下称自己的丈夫和公公为“老畜生”和“小畜生”，一门心思的想着如何让夫家家败人亡，逢人就开始诉苦，称这几年自己是如何的艰难，看到父亲为自己的事情折腾了三年，准备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时，爱姑就立马不高兴了，开始讽刺道“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作为女性，她没有母性与女性的柔美，爱姑性格中的桀骜不驯，粗俗，残暴，在对其行为和语言的白描当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鲁迅所厌恶的。
爱姑为抗争到底，闹了三年，打了无数回架，也没讲和，施家招架不了爱姑和他父亲庄木三，请来了“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进行调节，爱姑对七大人抱有很大的期望，她认为知识分子是讲理的，会主持公道，认为“自己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向七大人申诉，认为自己遵守伦理纲常，三从四德，是符合封建制度的妇道标准的，不应该被抛弃。爱姑的言行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爱姑的不是彻底的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是对想做夫家的奴隶却又做不成的不满而斗争，所以他要找七大人的诉苦，说说自己的委屈，让他替自己讨一个公道，爱姑这种行径却让她陷入了奴性的泥淖，为了保住自己的奴隶地位，向自己的主子哭诉自己的合格，以免失去自己奴隶的身份。在一个民智未启的时代，爱姑寄希望于别人寻求公道，依仗着自己娘家的势力盛气凌人，用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度去撒泼，她反抗封建礼教，但她的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封建礼教。她不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寻求真正的解放，将自己的依附中心放到别人身上，最终自己只会让孤立无援。
二、封建势力的强大与阻碍
爱姑生活在辛亥革命后，尽管辛亥革命具有不彻底性，但它以共和取代专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爱姑身上表露出了鲁迅其他小说中女性所没有的时代气息，她是鲁迅笔下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够大张旗鼓的离婚，挑战封建权威，但是在骨子里爱姑和辛亥前的女性是没什么区别的，究其深源，作为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的仍然是地主阶级，七大人和蔚老爷这类人构成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他们是封建王权的护卫者。爱姑的丈夫暗地里腁上了小寡妇，爱姑要和他离婚，从理由上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认为自己是有理由抗争到底，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身上，在七大人面前，爱姑始终都是一副怯弱的模样，当爱姑鼓起勇气对七大人述说自己的委屈时，刚开始说了几句，“爱姑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瘪臭虫，还打“顺风锣”。但她在胡里胡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一发现七大人面部表情一变，她立刻就打了寒噤，七大人的一个“来……兮！”，只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吓得她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三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从悬想要闹得他们（夫家）“家败人亡”，“走投无路”到这一声低低地应承，爱姑的勇气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爱姑自身的思索，——正是这一低低地应承揭示了比沉默更深的悲剧内涵。
潜在结构：鲁迅自身的婚姻隐痛
小说中爱姑与丈夫无爱的婚姻在某种层面上也是鲁迅自身婚姻隐痛的投射，王富仁在《鲁迅的婚姻爱情生活一一影响他思想情绪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写到：“我们应当重视一个作家的社会经历，但也应该重视他的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