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向之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依托途径，也是对我国长期实施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坚持、继承与创新。“深”意味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成效要深入受教者的内心，“化”意指要将教育内容化为受教者的行动自觉。
“共情”(Empathy)这一概念在心理学领域走向了理论化，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ＲansomＲogers)将共情应用到心理治疗领域，倡导咨询者要设身处地去感知和体验被咨询者的心理和情感，将自己的准确理解有效反馈给对方。咨询者与被咨询者之间一旦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被咨询者就能克服自身心理障碍，从而自主解决自身的问题。与此同时，霍夫曼(HoffmanML)、巴特森(BatsonCD)、艾森伯格(EisenbergN)等心理学家通过科学研究证实了共情对促进人际关系具有积极的影响。
共情在心理治疗、人际关系中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引发了人们对于共情的理论化解释和发挥作用机理的研究。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一种群体族际关系，也是诸多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个体人际关系的总和，受共情理论运用于改善人际关系的启发，共情理论也可运用于民族团结研究。
在理查德·罗蒂(ＲichardＲorty)看来，团结即是共情，他指出:“每当我使用‘团结’一词时，我的意思是，他人和我们自己都是‘自家人’，我们感到，打动他们的东西，也会打动我们，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按照罗蒂的认知思路看，人们的团结、民族团结的本质在于内心团结，基础在于共情。民族团结具有多维意涵，从意识层面讲，民族团结是一种主观的、对主体具有能动性的认知、态度和情感;从行为层面讲，民族团结是一种友善、良好的族际互动;从社会关系层面讲，民族团结是多民族社会关系和睦与友好的状态。
民族团结中的情感成分与共情之间形成了勾连，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在民族团结的情态生成中发挥了递进效应。情感共情能够为民族团结提供“情感共振”。情感共情是指对自己所感知到的他人的情感状态的感受和体会，与他人的情绪产生共鸣。民族团结本身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和心态指向。实现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友善、良好互动，离不开共同的情感体验。情感共情是比认知共情更高的层次，是影响民族团结程度、效度的重要因素。
正是意识到了共情与民族团结的关联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