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一德高望重、玉树临风的心理师。为尊者讳，写这个故事时，我需要给他另取一个名字。可我想啊想啊，想破头也想不出比「吴益军子」更为尊贵的名字了。怎么办？那就借他用用呗。
好了，既然他跟我同名，那我就用第一人称来叙述他的故事吧。
（第二卷·第二篇·连载中）
1.
有些问题，我们往往会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来谈论，仿佛是要事先阻止对它们作严肃认真的讨论似的。自杀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对自杀问题的禁忌是如此之大，以致在我们小镇上，有些人根本就不提我自杀这事儿，就连地方媒体也一改常态，不追热点了。
不过当我在乡间散步，思索着如何再死一回时，还是捕捉到一些声音：有人质疑说，只吞二十来片的安眠药，那也叫自杀？那分明就是不想死、不敢死……或许就是为做做样子给人看。
被人诋毁了，我能不生气么？我恨不能就地拔两根萝卜，朝他们脑袋抡过去！
相比，有些声音听起来就没那么刺耳了。他们最关心的是：为什么一个平时看上去一切都还算正常的人，怎么突然有一天就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来了呢？
显然的，我没必要对自杀再作解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自杀并不是什么难解之谜。我们在互联网上，在死亡证明上，在人寿保险报告上，都可以读到那些千篇一律、油腔滑调的解释。
照那些解释，自杀就是婚恋挫折、经济拮据、健康欠佳、意志消沉以及身心受辱的简单而又合乎逻辑的结果。
令人奇怪的，不是这些简单的解释被不断地提出来，而是人们竟如此轻易地、不加怀疑地就接受了这些解释。
越明显的东西越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这是科学和日常经验早就证明了的。难不成，大家连这点常识也没有？
…………
在我们小镇上，流行的自杀观念可以总结成这样的一个公式：「自杀是试图逃避一种不能忍受的生活境遇。」
如果这种境遇是外在的，看得见的，比如身患不治之症——癌症，那么自杀则是非常勇敢的；而如果冲突是内在的，看不见的，比如出现心理问题——抑郁，那么自杀则是极其疯狂的。
依我看，这种把自我毁灭解释为逃避现实，逃避疾病，逃避屈辱和贫穷的思想，是因为简单才容易被人们接受。
问题是，作为新时代的人，我们怎能满足于这般显而易见、似是而非的结论？
我们应敏锐地意识到：人的行为绝不仅仅取决于外部力量，事实上，也存在内在冲动；内在冲动对外部现实所作的适应性调整必然导致紧张和压力，这种紧张和压力多半是很痛苦的；不过，这种痛苦，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忍受的。
谁若是不信，就去读读历史可好？那里有无数的例证都可以证明，对某些人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是不能忍受的。
讲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个人始终在创造他自己的环境，因而自杀者也一定以某种方式在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他可以通过自杀来获得逃避。
这也就意味着，要理解自杀，无意识目的比不可避免的外部环境更加有意义。
2.
要我说，研究自杀的最大障碍，就是按照流行的看法假定其简单的因果关系。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自杀动机既得不到承认，也得不到解释，最重要的是，它可能根本无法被人们所发现。
就拿我的自杀事件来说吧。我德高望重，玉树临风，几乎为小镇上的每个人所认识。可那天傍晚散步回家后，我便把自己锁在了卧室里，然后摸出装有二十多片安眠药的瓶子；直到第二天的午饭时间家人还不见我起床，才发现我昏迷不醒，企图自杀来着。
我为什么要自杀？这是大家都有的疑问。过后不久，有人发现我想发财想疯了，把半辈子的积蓄都买了双色球，竟至血本无归；然而我的死却可以带来一笔数目可观的保险金，否则我家往后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乡亲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玉树临风的心理师会做出这种事。但最后大家一致公认：「他突然变得失去理智，屈服于强有力的诱惑，而最终又屈服于悔恨，为此做出自杀的事，尽管令人十分震惊，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几个星期后，又有了新发现：有人揭发我和镇上的一个有夫之妇关系暧昧。
原先对自杀的简单解释很快被全盘推翻了；问题必须重新考虑，而由此也找到了新的答案。「这才是真正的答案，」镇上的人说，「即便是一个德高望重、玉树临风的心理师，一旦卷进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里头，也会立刻把名誉和道德忘到九霄云外了。」
还有一种说法则是：「他不得不弄到钱来讨好那个女人——是她杀死了他。」
然而，更有头脑的观察者必然会研究这种复杂的性关系在一个外表正常的男人生活中所具有的真实意义；至少他会追问：为什么这种魅惑会使得他无力抵抗金钱的诱惑？
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最亲密的朋友知道，我和前妻的关系一直很不和谐；而只有我的乡村医生才知道：一起生活那么些年，由于前妻性冷淡，我的欲望一直得不到满足。
「都是他前妻的过错，」这些人说，「她对他总是冷冰冰的，缺乏同情心。」
非常可惜的是，这不但不能解释整个悲剧，反而带来了一大堆新的疑问：他为什么要娶那样一个女人，还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些年？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玉树临风的心理师，难道他就不能设法改变她对他的态度？……
就这样，因为自杀问题，大家质疑起我在女人方面的品味和职业方面的能力。
这个时候，一个从小就认识我的人要帮我争回点脸面，就想着把水搅浑，便乱讲：「我们不能怪他在婚姻问题上既不能作出明智的选择，又不能以一种胜任的、完满的方式与妻子相处。说到底，你们不了解他的母亲……」
难道是「原生家庭」在作怪？有人好奇地谈论起我母亲的为人、性格、经历。
…………
3.
在前面，我们把乡亲们认为明显而又简单的解释从因果关系上作了深远的追溯，我们发现最初的解释是多么的荒谬和肤浅。这也就暗示我们，试图通过从因果关系上作进一步追溯的方式去探查自杀的真实动机，千难万难！
它不过是证明了：每当新加上一条证据，整个行为就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呢？问题就出在我们仍然只占有最明显的外部资料；这些资料足够丰富了，但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我的生活到了非自杀不可的地步。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是：早在我从枕头底下摸出小药瓶，甚至早在我毫无理性地购买彩票之前，我就已经开始自我毁灭了。但我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我就不能更成功地动用生命本能去对抗那吞没我的破坏性倾向？
不过，我们有理由假定：这种对待生命的方式或者取决于个人身上某些天生的构造差异、变态或衰弱，或者取决于生活形成期间人格中的破坏性倾向的强化。
不论是哪种情况，自我破坏的倾向显然发生在个人生活的早期，并且强烈地影响了人格发展的整个进程，以致遮盖、最后战胜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命本能。
看吧，我从卡尔·门林格尔大师傅那偷学来的这种自杀观，完全放弃了认为它「勇敢」或「非理性」的天真判断，也放弃了一般统计学结论中的因果性解释。
我再强调一遍，自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行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的、孤立的、要么符合逻辑要么莫名其妙的冲动行为；自杀应被视为一种奇特的死亡。
照门林格尔的理论，这奇特的死亡涉及三个内在要素：杀人的要素、被杀的要素和死亡的要素。每一种要素作为一种行为都存在自觉的动机和无意识的动机。
自觉的动机通常是十分明显的，无意识的动机才是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问题。
4.
几乎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沉睡在我心中的破坏本能，就伴随着愤怒而表现为外向的攻击性。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实验和儿童分析学家的观察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我还是个睁不开眼的婴儿时，阻挠或威胁也会引起强烈的抗议。
无需实验证明，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长大成人、德高望重、玉树临风的心理师。
生命中的第一个挫折，是我在子宫中的安宁生活受到了出生这一暴行的干扰。
表现得更具体的，是我对丑陋面孔的逼近作出的反应，以及对不再能得到奶瓶的威胁所作出的反应；这些威胁迅速唤起了我的攻击冲动。
本质上，攻击意在消灭入侵者，连同随之而来的憎恨感和恐惧感（对报复的恐惧和对其它后果的恐惧）；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消灭威胁的来源和恐惧的对象。
消灭、驱散、解决、毁灭都是破坏的同义词。在我们专门化了的实际语言中，这些愿望也就是杀人愿望——不是能令人愉快的、虐待狂的杀人愿望，而是原始的、自我防御的杀人愿望。
当然，除了在未开化的野蛮人社会，以及在罪犯和精神病患者身上，这种愿望通常都被抑制了。
能起到抑制作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强有力的一个，是一种发自本能的中和冲动——攻击性由于混合了这些正面情感而得到软化。正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恨或多或少地转变成了爱。
入侵者毕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坏，而是值得与之打交道的，尔后则甚至是值得与之携手合作的，我们不难想出许多例证：蒋介石和毛泽东，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许多原本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人，后来都变成了热情洋溢的朋友。
当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敌意太大不能克服；有时候则如昙花一现，以致我们不记得曾经有过什么敌意，只记得一开始就对他人怀着最仁慈的感情。
对此，还是弗洛伊德老爷子讲得透彻：敌意往往引导人们去接触新的对象，随后，温暖的爱就逐渐覆盖其上了，就像光秃秃的石壁上逐渐长出了青绿的苔藓。
破坏冲动即杀人愿望，无论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只要经过充分的中和而完全消失在建设性的积极情感后面，其结果就不再是破坏和谋杀，而是建设和创造。
在这一意义上，生殖活动，即性交行为，乃是与破坏和谋杀完全相反的一极。
当然，建设和创造也可以指向其它方面，而不一定采取这种直接的生物形式。
5.
现在我们讨论自杀行为中的第二个成分，杀人动机的反面——被杀的愿望。那么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人那么怪，不是希望杀人，而是希望被杀？
很明显的是，就像杀人是攻击性的极端形式一样，被杀乃是屈服的极端形式。
我们都知道，从屈服、痛苦、失败乃至最后的死亡中得到享受，这是受虐狂的实质。那么，为什么人可以通过惩罚而获得种种满足呢？这不同寻常的现象，我们从那些渴望患病的人和那些故意使自己处在痛苦中的人身上看得一清二楚。
这被动地寻求自杀而又不必为此承担责任的做法，有时达到非常荒谬的程度。
一个病人不断地说自己渴望自杀，而且也确实企图在自己的小汽车里用一氧化碳自行了断。被救过来以后，他发誓说绝不再以任何公开的方式自杀，但由于他被确诊患有严重心脏病，他便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希望因心力衰竭而休克。
这样做对他有双重好处：一是实现其自我毁灭；二是反映出医生的错误判断（因为医生允许他参加这些运动）。
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没有休克，而且，出乎他本人和其他所有人的意料，他竟在铁人三项赛、百公里越野赛中都表现不俗，包括战胜了好些个很有经验的选手。由于这些运动不能达到他先前的目的，他后来竟完全放弃了这些体育运动。
…………
有人讲，这渴望受苦、愿意向痛苦和死亡屈服的原因隐藏在良心的本性之中。
准确说，良心是权威的心理表征；它最初来源于父亲的权威，在往后的生活中与宗教、社会标准和普遍的伦理搅合在一起。它很少与外部环境的变化相适应。
我们大多都有这样的体验：良心有时会逼迫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明知没有意义的事情，而有时候又会禁止我们去做那些我们想做而且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的事情。
得承认，良心有时是位好向导，有时又是位坏向导；不管是好是坏，我们始终不能不考虑到它。正像大家都清楚的那样，它可以被收买，但不可以弃之不顾。
这里头，大家不那么清楚的是：良心的力量来自攻击本能的某个部分；这部分的攻击本能不是指向外界并施之以破坏性影响，而是转变为内在的法官或国王。
说到这个问题，门林格尔设想有个部落的人想把自己的部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其中大多数男子将被派去做猎人和士兵以便与外来敌人作战，少数男子将留下来做警察以便维持内部秩序。
如果我们再设想这些警察中有些是便衣警察，因此很难认出来，那么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譬喻，可以拿来与心灵的内部组织相比较了。
有一些法则制约着良心的活动，其中一条是：自我遭受的痛苦与其外在指向的破坏性成正比。
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将某种攻击指向他人，良心就会把同样的攻击指向自我。
此外，自我也还面临这样一项困难任务，即力图调整人格中强大的本能需要；它不仅要使之适应于由外部世界提供的可能性，而且要使之适应于良心的独裁。
比如说，它不仅要应付一个人的饥饿，要对付食物难以找到这一事实，它还必须对付内心的规定：某些食物——嗟来之食——即使找到也不能吃。
面对调整本能需要、良心需要、现实需要的任务，自我发现有些现实是不可逾越的。同样，本能也是如此。好在良心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可以进行交易的。
然而有时，良心的要求如此巨大，如此不可通融，以致根本不可能与之和解。
比如在我这样的抑郁症患者身上，就表现出良心的过分发达，所以一位英国精神病学家建议称这种病为「超我（良心）慢性增殖」。
在良心问题上，我们小镇上的一般看法与心理大师傅的观点往往大相径庭。小镇上的居民认为，大有良心的人都是强者、都是值得敬佩的人。因而他们听闻心理大师傅把我这种人的良心视为一种神经症缺陷，总不免惊奇到合不拢嘴巴。
「何以如此？」他们憋不住要问。而我的解释是：「因为它对一个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人提出了严厉无情的要求。这虽然可以造就许多好事，但这些好事却出于一种内在的强迫，这种内在强迫剥夺了这些事情给当事人所带来的乐趣。」
「那么你要干什么？」他们有些急了，「你是要鼓动人们抛弃良心吗？难道『丧尽天良』这个词还不足以说明其情形之可怕吗？」
我要说的是，没有人能把良心抛弃掉。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丧失其过度膨胀的那一部分——拒绝接受教育并向我们提出毫无道理的要求的那一部分。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能够消除良心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试着用理智来取代它。这才意味着一个人已经达到了对自己的自觉控制，而这才是一个人的最高成就。
最后，大家还应了解一个真相，那便是，有许多罪恶都是在良心的名义下干出来的，其原因正是由于良心本身的迟钝、残酷和腐败。
还有一个与良心有关的事实：罪孽感甚至不需要从实际攻击中产生；在无意识中，毁灭他人的愿望与实际的毁灭行动是同等的，它们都能使自我遭受到惩罚。
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深刻的描写；在他的一部小说中，主人翁德米特里并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然而他仍然要求受到惩罚，就像他真的杀了父亲一样。
德米特里搜集了一切有关的证据，使自己承受了可怕的审判和折磨，他同意自己被判终身监禁；他本来可以轻易地使自己免于刑罚，如果在法庭上策略得当。
德米特里的弟弟被所发生的一切气疯了，愤怒地指责法庭说，这样过分的判决简直荒谬，因为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像德米特里一样有罪。「你们每个人都曾经希望过自己的父亲死去！」他向他们喊道，「你们为什么迫害我的哥哥？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比你们过分！」
但德米特里自己知道，杀死父亲的愿望（他甚至计划过此事）所产生的罪孽感，与实际杀死父亲的罪孽感是同样沉重的。
…………
弗洛伊德曾指出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巧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父亲就是被一个不知名的凶手所谋杀；后来，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因一个完全无辜的罪名被判监禁时，他忍受了可怕的惩罚而未反抗。
这很可能是因为，像德米特里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无意识中因父亲的死而有一种罪孽感，并相应地有一种受惩罚的需要。他不仅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而且他爱自己的父亲，从来没有自觉地希望过他死，然而在无意识中，情形或许有所不同。
想来，或许我也因父亲的死感到，至少在无意识中感到，有受到惩罚的需要。
6.
任何人只要曾经坐在因自杀而濒临死亡的病人床边，听见过他怎样恳求医生救活他——而仅仅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前他还企图自杀——他就一定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悖论：希望杀自己的人却并不希望死！
就像我，医院抢救，我是真心地感谢四海八荒的各路神仙！
对此，镇上流行的说法是，在屈服于突然的死亡冲动后，我「改变了主意」。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自杀行为能够促使我改变主意。要说痛苦，这痛苦一般并不很大。要说看见了死神，实际上此时还不如企图自杀时更接近死神。
这也就难怪小镇上有人得到了这样的印象：我的自杀是一种装模作样的表演。
在他们看来，我应付现实的能力是如此差劲，以致我的所作所为竟仿佛是我能够在实际上杀了自己，而又并不真正死去。
换句话说，我的自杀就类似于小孩在玩「躲猫猫」的游戏时所表现出的欢乐。
7.
想到这，我的脸竟然开始有些烫烫的、红红的；可能是我觉得有些丢人了吧？
但不管怎样，我对这次的自杀行为是很不满意的，我得一不做、二不休，再死上一回才好，哪怕是装死；最重要的是，动静绝对不能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