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到来，气温的骤降，唤醒了武汉不少市民的身体记忆，人们不由自主地陷入到紧张的情绪中。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长杜洺君解释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创伤后遗症”。
从年1月23日至今，湖北心理热线从最初的每个月多个电话到如今的每月个电话，虽然数量在急剧减少，但受到疫情影响的案例却未曾消失。
记者
张子渊汉语棣（实习）
编辑
张彬胡子傲（实习）
“你可以大声地哭出来”
杜洺君在接听心理热线
年1月23日，在武汉宣布封城后的2个小时，湖北心理热线就正式投入使用，当天就接到了15个来电求助。第二天是农历腊月三十，当天媒体报道了咨询热线后，这一天的咨询人数有80多人。在最初的一个月时间里，心理热线共接到了超过次的求助电话。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长杜洺君是该热线首批心理咨询师，后来由于咨询量太大，心理热线向社会发出召集令，经过层层筛选，从多名报名者中筛选出了余人组成咨询师团队。
这余名咨询师都在40岁以上，有超过小时的面对面咨询经验，每天晚上他们还会请专业医生针对新冠肺炎病毒进行医疗常识和政策的培训。
杜洺君回忆，起初打电话的咨询者中，大部分人的心里是慌乱和恐惧。一些人打不通其他电话，就找到这里来寻求帮助。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往往只能安抚对方后，将其情况转接给相关机构。而另一部分咨询者则是对病毒产生了恐惧，他们有的只是轻微感冒、发烧或者咳嗽的症状，但却异常紧张。
“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他每隔半小时就要测一次体温，担心自己被传染新冠肺炎而发烧。”杜洺君回忆，她给了这个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出现紧张和焦虑，但判断是否被感染不能用单一的指标来吓唬自己。
杜洺君发现，市民的这种焦虑和紧张越来越强烈，有很多次她接起电话，却一直都听不到对方说话，只能听到小声地抽泣，在她的安抚和开导下，电话另一端会开始放声大哭。这个时候，杜洺君会跟对方说：“你可以大声地哭出来。”
“我该不该恨我的朋友”
杜洺君从小区隔离点穿上防护服，为康友进行心理疏导
随着病毒的交叉传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度被打破。一次，杜洺君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上来就问：我该不该恨我的朋友？
杜洺君说，在一切都处于未知的情况下，紧张、焦虑都是正常的。而且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也会相互传递，哪怕互相之间什么都不说，仅凭感觉也可以传递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本身就可以打倒一个身体正常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内心的坚定就很重要。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居家隔离后，一些人的情绪开始从焦虑和恐慌转化成为应激障碍，从3月份开始，有自杀倾向的案例逐渐增多。
这样的案例在湖北心理热线中被称为“S级（涉及生命安全的来电属于SOS求助者的危急情况干预）”，往往需要由多名心理咨询师在、、的配合下完成。
有一位女士家人被确诊新冠肺炎，在疫情防控期间，社区为了严格执行隔离工作，将她家的门贴上封条，每天只有志愿者来送物资的时候才能打开。这件事让这位女士心中不满，极度抑郁。随着隔离时间的增加，这位女士的抑郁情绪开始堆积，她拨通湖北心理热线时，就站在窗台边，除了哭泣说不出一句整话。
杜洺君紧急和专案组咨询师对其展开心理干预，帮助她释放负面情绪，同时联动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经过近1个小时的疏导，这位女士的心态才渐渐平稳，从窗台回到了沙发上。
“有一种痛叫回家前的恐慌”
进入年3月份，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逐渐治愈出院，他们身上的病毒已经消亡，但心中的忐忑却并没有消除。此时，杜洺君的工作对象就不再仅仅是心理热线的求助者，而是那些已经治愈并正在进行隔离观察的新冠肺炎患者，杜洺君管他们叫“康友”。
“你能不能帮我们呼吁一下，不要让我们白天出院，我们想天黑以后再回家。”有“康友”跟杜洺君表达了自己的恐慌，他担心自己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被邻里“嫌弃”。
听到这句话，杜洺君意识到她的工作，就是要舒缓这些“康友”身体治愈后的心理创伤。她在朋友圈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有一种痛叫黎明前的创伤，有一种痛叫回家前的恐慌……
在康复隔离点，杜洺君一待就是一个下午，她用柔和的语言、舒缓的语调帮助“康友”们放松。她告诉“康友”们，免疫力是自身最好的良药，一个是身体的免疫力，一个是心理的免疫力。当你生病的时候，身体的免疫力因为过度疲劳而出现问题，给了病毒机会，但我相信你心理的免疫力是很强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抗疫战场的战士，你们肉搏上阵，最终凯旋，我觉得应该为你们点赞。
用这样的话语，很多“康友”打开了心结，他们可以像打了胜仗的战士一样抬着头回家。
当然，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有色眼镜，有的人会对他们另眼相看乃至谩骂和中伤。有一位老人跟杜洺君说，“我们都是大坏蛋，谁看到我们都害怕。”杜洺君曾一度担心，类似的现象会在“康友”心中划开一道口子，造成心理的伤害，她希望社会能够多一些包容和理解，新冠肺炎患者不是坏人，而是受害者。
杜洺君发现，疫情平稳之后，很多人的内心会有病耻感，除了认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之外，还有“康友”会产生焦虑，担心自己复阳会传染给别人，所以与人接触的时候站的很远，刻意保持着距离。
杜洺君认为，应该重视疫情中的医护人员、志愿者乃至新冠肺炎患者的心理状态，积极帮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疫情过后的心态变化
武汉的疫情只经过了几个月就趋于稳定，从6月8日开始，湖北心理热线就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如今由两位心理咨询志愿者和杜洺君一起负责接听。最近几个月，热线的月来访量已经下降到多个，正如这条热线创办时的宗旨：你若需要，我必应声而答；你不需要，我当静默守护。
杜洺君介绍，当前的咨询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疫情相关后续问题，二是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问题，三是紧急情况的求助。
令杜洺君感受颇深的是，自武汉解封以来至今，日常心理咨询的占比量越来越多，这说明整个社会对于心理方面的问题不再像以前一样讳疾忌医，大家都很愿意去主动寻求支持。而且，这种求助不仅仅是自救，还有很多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比如父母给孩子找心理援助，孩子给父母咨询心理问题。“找心理咨询师不再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情，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观念上的进步。”
杜洺君发现，如今日常的心理咨询中其实也伴随着疫情的影响，这让她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很多人咨询的事情，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但疫情就像一个高压锅，将日常的问题堆积在一起，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爆发出来，比以往更剧烈，更有井喷式的特征。
一件曲折但却温馨的故事
在这段时间，杜洺君印象最深的一个求助者是一位30多岁的男子，他在晚上11点多打来电话，称自己是一位创业者，疫情期间经营的两家公司全部倒闭，身背近百万的巨债，妻子还向他提出了离婚，带着儿子离开了家，他和父母也因为生意问题闹出矛盾。他现在正躺在路边的草地上，一边哭着，一边喝酒，还说自己想要自杀。
杜洺君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情是什么？男子说，希望能够见到一岁的儿子，但给前妻打了一百多个电话也不接。
杜洺君安慰了这位男子后，拨通了其前妻的电话，未想到接电话的是其前妻的哥哥，原来，男子的前妻正在进行手术。
杜洺君将该男子目前的情况告诉了对方，说他希望还能看一眼孩子，否则可能会自杀。听说了这个危机情况，男子前妻的哥哥也告诉杜洺君，疫情发生后，妹夫的生意受挫，欠债百万，妹妹此时又查出大病，因为治病的开销很大，所以妹妹没有告诉妹夫，提出离婚后，医院去做手术。
在杜洺君的安排下，男子前妻的哥哥当时就决定带着孩子去找爸爸，并且还带去了一张自己的房产证。他说，当年自己结婚时的婚房是妹夫帮忙出钱购买的，现在他要陪着妹妹和妹夫一起共渡难关。
这件曲折的事情，让杜洺君觉得，疫情过后，人与人之间似乎更能够互相理解和共情。她也发现，当疫情进入到常态化以后，武汉这座城市也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和善和礼貌。哪怕是陌生人之间也多了很多问候。“因为疫情，大家都珍惜彼此的时光，在生命面前，很多小事都被忽略不计了，这样人心也会更加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