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都好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在自尊研究中，即使那些得分低的人，其分值也基本在中等范围（一个低自尊的人在答“我有些好主意”这样的题时，会用“有时”或“某种程度上”这类限定词作修饰）。
在5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自尊研究发现，任何一地的自尊平均得分都高于理论上的中间值。在新近的美国大学生样本中，自尊量表最常见的得分是满分，即“完美”的自尊。社会心理学中最易引起争论但又证据确凿的结论之一便是这种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bias）效力，即个体倾向于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来认识自我。
自我服务偏差会导致婚姻不和、员工不满以及谈判陷入僵局。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离婚者通常把婚姻破裂的责任归罪于对方；经理们经常把业绩差归咎于员工缺乏能力或不够卖力；员工们则会将业绩差归因于一些外部因素，比如工作负荷过重或同事太难相处等等。同样也不必奇怪，当人们得到比大多数同事更多的加薪时，他们会认为理所应当、很公平。
我们总是将自我与成功相联系，而刻意与失败拉开距离，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例如，对比一下：“经济学原理我考了个A”“历史教授给了我个C”。把失败或他人的拒绝归因于外部事物甚至他人的偏见，要比承认自己不配获得成功相对不那么让人沮丧。“我比原来更见多识广了，也更成熟了，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完善。”大多数人都这样臆测。昨天很烂，今天很棒。
在通常考虑的范围，主观行为维度（如“自律”）会比客观行为维度（如“守时”）引发更强烈的自我服务偏差。年，79%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成就动机”（一种较难测量的主观特质）在平均水平之上；而在数学能力这一可量化的指标上，只有49%的大学生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我们在构建成功的定义时，上述主观因素给了我们回旋的余地。
在评价自己的“运动能力”时，我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游泳技能，却不会记起那些夏日夜晚，自己躲在垒球外场，祈祷着球千万别打到我的区域来。在评价自己的领导能力时，我会想象出一个风格和我相近的伟大领导者的形象。通过以自己的方式定义一个模糊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比较成功的。
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对名高中毕业生的调查中，在“与人相处的能力”这一社会赞许的主观维度上，没有人给自己的打分低于平均值，而且有60%的人的自评位于前10%，竟有2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最优秀的1%之列！年英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的17—25岁的年轻司机认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驾驶员，即使其中有20%的人在通过驾驶考试的6个月内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研究者们开始怀疑：人们真的相信他们高于平均水平的自我评估吗？他们的自我服务偏差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问题措辞的影响？当伊拉诺·威廉姆斯和托马斯·基罗维奇让人们估计自己在测试中的相对表现，并以真钱作赌注时，结果他们发现：“的确，人们真的相信他们自我提升的自我评估。”
在—年进行的一项世界范围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人预期未来5年自己的生活会比过去5年改善更多。考虑到随后发生的世界经济衰退，这一预期显得尤其匪夷所思。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别人的命运相对悲观。学生们往往认为自己远比其他同学更可能找到好工作，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以及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些消极的经历，诸如酗酒成瘾、在40岁以前突发心脏病或被解雇等，则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盲目乐观的现象似乎越来越多了。年，三分之二的美国高中毕业生预测他们成年后会成为“非常优秀的”工作者——相当于给了自己顶级五星评价。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一半的学生持有这种过于乐观的期望。更惊人的是，48%的高中毕业生都相信他们能拿到研究生学位，即使只有9%的人实际有可能拿到。虽然目标远大有利于成功，但是把目标定得过高的人会感到失望和抑郁，他们要学会使自己的目标更切合实际。
盲目的乐观让我们更加脆弱。由于相信自己总能幸免于难，我们往往不去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甚至17世纪人类经济理性的捍卫者、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预见到，人类会高估自己赢利的可能性。然而，稍微现实一点，或者如朱莉·诺雷姆所称的防御性悲观主义，有时可以把我们从盲目乐观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某些过度乐观的学生（许多差生也会盲目乐观）会从适度的自我怀疑中受益，因为这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那些过分自信的学生倾向于不做充分的准备，而那些和他们能力相当但不太自信的同学则会加倍努力学习，从而获得较高的成绩。以一种更直接、更现实的视角看待事物通常是很有帮助的。
虚心听取批评也很重要。“我经常告诉学生们一条温和的规则，”大卫·邓宁写道，“如果有两个人各自给了对方同样的消极反馈，他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这一反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所以，消极的思维和积极的思维都各有其力量。记住这句格言：学业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就既需要足够的乐观精神以支撑希望，也需要足够的悲观心态以引起重视。
虚假普遍性和虚假独特性
我们常常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倾向，即通过高估或低估他人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来提升我们的自我形象。某一社交网站的调查发现，当其用户的政治观点或对其他问题的看法与朋友一致时，他们估计的准确率高达90%；而当不一致时，他们估计的准确率只有41%。也就是说，当朋友实际上并不赞同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却大多认为朋友和自己观点一致。
不只是在政治观点上存在这种现象，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生讨论他们特别喜爱的名人时，他们明显低估了其他人对他们的偶像讨厌的程度。对土著人有偏见的澳大利亚白人更可能认为其他白人也同样存有这种偏见。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看起来就像常识。如果我们做了错事或是在任务中失败，我们会安慰自己，认为这些失误很正常。当某个人对别人说了谎，从此他便觉得其他人也不诚实。
如果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性兴趣，我们也许会高估对方对自己的欲望。我们会猜测别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与我们一样：“我是说谎了，但所有人不都说谎吗？”如果我们偷税漏税、吸烟或花钱整容，我们常常会高估有同样行为之人的数量。正如前《海岸救生队》演员大卫·赫索霍夫所说：“我的确打肉毒杆菌了，可别人也打啊！”有句谚语说得好：“我们看到的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我们内心的模样。”
罗宾·道斯认为，虚假普遍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通过归纳得出的结论来自一个有限的样本。何不把我们自己的认识推己及人，用自己的反应作为线索来推断别人的反应呢？同时，我们更可能跟那些态度和行为与我们相同的人交往，因此更可能透过这些熟悉者的眼光来评判世界。难怪德国人往往认为典型的欧洲人看起来更像德国人，而葡萄牙人则认为欧洲人更像葡萄牙人。
在能力方面，当我们干得不错或获得成功时，则更容易出现虚假独特性效应（falseuniquenesseffect）。我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寻常的，以完善自己的自我形象。在诸如政治等个人观点方面，荷兰大学生更喜欢成为大群体的一员（虚假普遍性）；而在音乐偏好等个人品位方面，他们却更喜欢成为小群体的一员（虚假独特性）。
毕竟，如果喜欢某个乐队的人太多，这个乐队就显得没那么酷了。总之，自我服务归因、自命不凡式的比较、盲目乐观以及自身缺点的虚假普遍性，所有这些倾向都是自我服务偏差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