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客观世界可以影响我们的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客观世界，二者是交叉互锁，互相制约，共同发展的。我们人类和大自然发展的历史就是我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
我们是怎么看待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的呢？
在超级大的宏观层面我们有了广义相对论武器描述行星、恒星的运行规律；
在微观层面我们有了量子力学来描述微观粒子的行为准则。
我们还研究了分子层面各种化合物的反应，生物学的所有生命体的行为规律，好像我们的工具确实已经很多了。
但是客观世界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个黑箱。
我们甚至都不能推翻决定论。
我们也不能肯定自由意志的存在。
我们能做的，只是抽丝剥茧般地把这个黑箱一层一层地剥开，看看里面到底的构造是怎么样的。
这个过程艰难困苦，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最近读的老三论的书籍，很多内容都是有关于“元认知”的，而不知为什么，这些书籍很多都不怎么在市面上流通了，这绝对是被错杀的书籍。人们不爱看，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要。
以下文字来自于金观涛《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由于阐述的思想太重要了，我觉得没有必要用我的话总结出什么道理，索性就一字不落的抄写下来，少部分文字有改动：
任何一个客观世界的事物，它和我们人的关系总可以归结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包括主体所接收到的客体的信息及客体对主体的各种作用、影响。它们反映在客体的输出中，可以用一组变量来表示，被称为这个客体的可观察变量。另一部分是主体对客体的控制作用，包括主体传通给客体的信息及主体对客体的各种作用、影响。它们反映在客体的输入中，也可以用一组变量来表示，被称为这个客体的可控制变量。
图一
通过可观察变量，人们对客体进行观察，了解客体的存在及其变化，认识客体。通过可控制变量，人们对客体实行控制，创造使客体变化的条件，改造客体。从这个角度来看，主体的主观意识控制了客体，影响了客体，改善了客体。
此外，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反馈耦合，在客体被认识和改造的同时，主体的精神活动也被认识和改造。这个时候，客观世界影响到了我们的主观世界。
人们的实践活动，从根本上来说，都可以表示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反馈耦合，都可以用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来描述。对于一个客体，我们用一组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构成的系统来描述它。这个客体系统也就是一个黑箱。客观世界的事物是复杂的，在人们认识的一定阶段，任何客体总有许多情况是我们还不了解的，任何客体也总有许多变化是我们还不能控制的。也就是说，任何客体除了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之外，还有一大批尚不可观察和尚不可控制的变量。我们将这些不可观察和不可控制的变量一一探寻出来的过程，就是逐渐逼近真理的过程。
认识客体黑箱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叫不打开黑箱的方法，一种叫打开黑箱的方法。人们在打开黑箱后，发现了新的变量。使不打开黑箱时所发现的变量之间的联系从黑箱内部得到了解释。新变量提供了原有变量之间联系的联系，使人们能够更精确地更本质地探讨黑箱的变化规律性。另一方面，打开黑箱增强了人对黑箱的控制能力。人们获得了新的控制手段，能够从原有黑箱的内部来控制黑箱的变化。
但是，打开黑箱是相对于原来那个黑箱而言的。一旦我们打开了一个黑箱，发现了一批新的变量，同时一个新的黑箱也就形成了。打开黑箱只意味着我们对黑箱的性质有了新的了解，我们认识和改造事物的能力增强了一些。但在我们人类历史上认识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不可能通晓事物的一切内在联系（我们今后能变成“全知全能”的人类吗？或者说，“拉普拉斯妖”存在吗？）。必定还有其他的许多变量是我们依然无法观察和控制的。更精确地说，打开黑箱在任何场合只是打开了黑箱的某一个层次。客观世界的事物的黑箱就像是俄罗斯套娃，一层套一层的，永远不会完结。孟德尔使用豌豆进行杂交，知道了遗传与变异的一些基本原理，但是却不知道导致这些豌豆是这个样子的根本原因。摩尔根发现了性状和染色体上基因位点的联系，我们说打开了黑箱。但染色体又是一个黑箱。染色体的物质基础是什么？为什么染色体能够控制性状?这些问题摩尔根也不清楚。摩尔根以后的生物学家对此继续深人研究，发现了基因通过酶起作用，发现染色体中决定遗传的物质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又发现DNA的分子结构和遗传密码。这样，黑箱一层又一层地被打开了。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破译基因，试图继续打开这个黑箱。牛顿力学定律很牛，但是依然要被相对论修正，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虽然都对，但是仍然不能相容，我们就这样把物质变化的规律抽丝剥茧地一层一层地探究出来。
人们打开了一层黑箱，又得跟新的黑箱打交道。在人类认识的任何阶段，人们总得研究一些未被打开的黑箱。因此在任何时候，人们总得采用一些不打开黑箱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有些人认为，研究问题只有打开了黑箱才算真正认识了黑箱，在打开黑箱之前，仅仅从黑箱的输入与输出来研究黑箱并根据输人输出之间的关系来建立黑箱内部结构的模型都不算对黑箱的认识。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我们的主体认识与客体之间归根结底是通过输入输出相互联系的，我们只能够感知我们可感知的东西。三维生物不能感知四维生物的喜怒哀乐。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只能通过对黑箱的输入输出变量来认识黑箱、改造黑箱。因此，采用不打开黑箱的方法在人类认识的任何阶段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实践手段。
无论是不打开黑箱的方法，还是打开黑箱的方法，它们都是主客体耦合并互相作用的一种方式。它们互相依存，是人类认识自然黑箱中的不同环节，都是不可缺少的。一般说来，运用不打开黑箱的方法大致相应着人们根据黑箱已知的输入和输出建立模型，提出假设的阶段。而打开黑箱则更多地相应着证实模型、验证假设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交替进行，缺一不可的。因此，我们可以用模型的提出，模型的检验，模型的修改、再检验等循环过程来概括人类认识黑箱时交替运用打开黑箱和不打开黑箱的方法，使主观认识不断逼近真理。如果我们把自然界整体地看作一个大黑箱，那么，广义来说，黑箱模型包括了我们人对客观事物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认识、一切理论、定律、假设、计划、方案、思想……
那么，模型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它又是怎样深化、改变的呢？这个问题实际上与人们如何认识客观事物，如何认识客观真理这个问题完全等价，回答它也就等于回答了认识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
毛主席讲过，我们对事物的初始印象都是感性认识，有了一定的观察与思考之后，我们才会对事物或规律产生理性认识，在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断地做“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运动，在运动过程中，真理就会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感性认识，然后通过人类的思考和总结，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只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能否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呢？这需要继续实践获得第二次的感性认识，再不断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到达真理的彼岸，寻找那决定我们命运的终极规律（如果有这种“终极规律”的话）。
哲学家把规律定义为现象间的本质联系，黑箱理论则将规律看作变量间的约束。实际上这些说法是等价的。为什么可以把规律看作黑箱输人和输出或者输出之间的联系？就拿牛顿第二定律F＝m·a为例，它无非是说当变量F、m、a三个之中任意两个的值确定之后，第三个变量的值就不是任意的了。有规律可循，就是变量联系可能性空间存在着缩小的可能。尽管变量的形式可以各式各样，规律总可以表示成联系的可能性空间的缩小（即约束）。发现规律就是确定变量之间的联系。
规律可以分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某一规律成立所依赖的条件越少，这一规律越普遍。水在℃沸腾；三角形两直角边平方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熵增加、能量守恒等等都是规律，但它们的普遍性不同。水在℃沸腾依赖的条件是压力为一个大气压、水的纯度一定、没有外场存在等。三角形勾股定理只有在欧氏空间成立。熵增加成立的条件是孤立体系。而能量守恒则是最普遍的规律。
人类对规律普遍程度的认识取决于其变革世界的能力，随着人控制自然的能力的增加，其认识规律的普遍性越大。因为人是在改造和控制世界的过程中认识规律的，只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现自然界更深层次的不变量。古人不知道水在℃沸腾是特殊规律，因为他们不能控制气压，因此也不可能找出这一特殊规律所依存的条件。如果人不是先认识了机械能，控制了热能、电能等，则能量守恒定律就不会被发现。
人类认识规律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随着人类观察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增强，变量及变量之间的约束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人们原来所发现的变量之间的约束关系随着科学的发展往往被发现是处于更多变量的约束之中。也就是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将发现更多的规律所依存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一个普通规律将越来越下降成为一个特殊规律。
这种现象在科学史上是极为明显的。到目前为止，19世纪人们公认的那些自然界的最普遍的规律，几乎没有是无条件成立的。19世纪能量守恒定理被认为是最普遍的规律，相对论出现后，它变为低速运动中的特殊规律，而代替它成为规律的则是质能转化规律。19世纪化学元素被认为是不变的，随着放射性的发现和人对放射性控制的加强，元素的变化实现了，继而质子和中子被认为是不变的。20世纪50年代前，宇称守恒被认为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随着弱作用的研究和发现，证明这一规律只是对强作用适用的特殊规律，而一个新的规律被提出来了：如果系统实行镜映射，同时把物质变为反物质，那么新的守恒是存在的。
这种规律的普遍性下降现象说明人类的认识过程是有方向性的，这种方向使科学按照由低级向高级的顺序展开。它也说明人所认识的自然规律都是以人为中心向纵深延伸的。
人从不把完全可控的客体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条船在海里航行，航向受风、海浪、机械误差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船长并不是把一切因素都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际上船长想到的是增强对舵的控制能力，用反馈控制来排除这些干扰，只有当这些影响不可控制的时候，它们才会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说当人类对自然谋求更大的控制权时才会产生科学。而那些人类一时无法控制但又企图去控制的事物便会成为科学研究的第一批对象。人类一旦认识了那些不可控制的变量与我们可以控制的变量之间的联系，其控制权就扩大到那些原先不可控制的事物中去了。认识到的这种联系被称为自然规律。这些规律使人的控制范围扩大，这扩大了的范围又成为科学的新起点……因此，科学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出发点，这个中心就是人本身，而出发点则是他最初所具有的控制能力及其可能控制的那一批变量。原始人只有一双手和一身力气，他最初的控制变量是其力所能及的物体的位置，他可以把木柴堆到一起，可以钻木取火。人一旦控制了火，就有可能控制简单的化学反应，可以炼铁。铁使人对自然界的控制权进一步扩大了，······科学技术就这样开始发展起来。人作为科学的中心，他的四肢能控制的变量和五官能感到的变量就是科学技术的出发点。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和仪器都是围绕着这个出发点而发明的，从这个出发点开始，一圈一圈扩展开来，伸向无穷远处，科学的光辉照亮了黑暗的宇宙。
以人为中心，人类建立起来的模型被划分为各个学科，每一个学科都专攻某一类客体。从人类的认识体系出发，在根源部位，我们有两大认知世界的工具，一个是数学，一个是哲学，这两个学科都属于“元认识”范畴。
从数学、物理到生物学（动植物、微生物、农学、医学），这一条线的知识注重实验和观察，从可被重复的实验中观察得到数据，描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实然世界），领域学科只是进行事实描述，没有任何的价值判断。
在圆圈之外的，除了医学是一种精确的科学夹杂着经验主义的学科外（因为人体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可测的黑箱，解剖学只是在人在死的状态下去研究这个黑箱，而活着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抽血化验或者X光检查，或者手术探查），其余都可以通过实验观察得到结果；
但是从人类开始生发出来的蓝色圆圈里面的伦理学，神学，经济学描述的是“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应然世界）”，经济学按照一个假设条件（理性人）进行推演，建立起来庞大的解释人类行为有关于钱、利益的模式，新生的金融学让人们看到了用数学去描述人的交易行为的可能性；而伦理学、政治学、法学想要统一人的欲望，统一人的价值观，统一人的思想，这需要布道者宣讲宣传，辅之以国家机构暴力或者宗教信仰。这个过程中开始进行很多价值判断。
在圆圈里面的，是越来越不精确的学科，他们要不就是无法用数学模型描述，要不就是不能用可重复的实验验证。有些时候某些学科还要用一些基本的假设来构建整个的认识体系，比如说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在这里，要不就是叫别人怎么做事的，要不就是教别人怎么做人的，要不就是教人怎么领导别人（政治学）或者收割别人（金融学）。
当然，蓝色圈圈里面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算是个另类，因为它算是生物学科底下一个细小的分支，对于处于末尾的神经科学和脑科学，是那种硬核的，直接研究我们的“主观到底是什么东西的”科学，直接和“人的认知体系”相连通，在整个体系中，形成了一个大的闭环。
我们人类的学术圈，就像是天龙寺分开修炼六脉神剑的六位僧人，每个学科都会有学术大拿作为带头人，探求着人类认知的边界：
图二
我们的认知工具差不多就是这些，关于认识过程，人们曾经提出过许多模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认识过程模式，这就是“实践——理论——实践”的反复循环。他认为，人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客观规律，只能通过不断实践来修改我们的主观认识，使我们的认识不断逼近真理。如下图，就是阐述我们知和行的关系：
图三
图中A表示客观存在，即黑箱。B表示人的主观认识，即模型。一开始，人们的主观认识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甚至可能相差很远。人们不断地去实践，不断地把从理论得出的预期结果（B的输出）跟人们实践的结果（A的输出）加以比较。如果理论结果和实践结果有差距，那么就需要我们修改自己的主观认识，使理论结果和实践结果之间的差距变小。这样只要我们不断实践，不断地比较，不断地修改主观认识，不断地使理论结果和实践结果之间的差距缩小，我们就能保证自己的主观认识不断地逼近客观真理。显然，“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模式反映了人们用负反馈调节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只要有这种调节机制存在，无论一开始理论是多么粗糙，和实际相差多么远，它都可以通过不断修正自己而逼近真理。图中D、B、C都是属于图一的人类认知系统部分。图三相当于把认识主体分解成为能动精神D、知识系统B和鉴别系统C三个子部分。
任何反馈调节系统要顺利地逼近目标都是有条件的。如果反馈结构中存在着某些问题，可能出现两种新的情况：
①一种是系统长期停留在远离目标的错误稳态中，不论怎样调节，系统离不开稳态，不能逼近目标
②另一种可能是，系统不但不能逼近目标，而且还可能在目标值附近左右摇摆，形成震荡。
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一定条件，人们的认识才能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逼近真理。这也是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候看起来我们在不断地实践，并且不断地修改我们的主观认识，但结果还是停留在一个错误的圈子里，或者忽左忽右，从一种错误跳向另一种错误，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对象。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评价这个很努力很努力的人，虽说付出了努力，听了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
我们试图从5个方面来分析“实践——理论——实践”模式成立的具体条件：
①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的限制
为了保证我们的认识能够不断地逼近客观真理。首先当然是我们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实践手段。反映在认识结构图中，也就是人必须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对客体A施加输入变革，进行控制；同时也要能够对客体A的输出进行观察，了解客体的变化结果。它们可以用客体黑箱的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来表示。
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无论采用不打开黑箱的方法还是打开黑箱的方法，人们掌握的可观察变量越多，表示人们对自然界了解越多。掌握的可控制变量越多，表示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越大。显然，人类认识真理首先跟掌握这两类变量的程度有关。科学史表明，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每一个划时代进展都跟开拓一批新的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有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客体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的数目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客体的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交量受到人们生产水平和实践手段的限制。这种限制也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
科学史上有许多事实证明，在客体的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被限制的某一水平之内，无论人们怎样进行“实践一理论－实践”的反复循环，都不能使认识进一步逼近真理。在一定的实验手段范围和精度内，尽管人们反复实验，反复修改理论，充其量也只能使理论跟所做的实验结果相符合。但这种反复并不构成理论向客观真理的逐步逼近。
在刘慈欣小说《三体》中，三体人派出的智子锁死了人类高能粒子对撞机的实验结果，使得对撞机的结果不准确，相当于直接破坏了高能物理客体的可观察变量，从而导致人类的科学技术在物理层面停滞不前。
古人有云“夏虫不可语冰”，指的是夏天的虫子秋天就死了没有机会看到冬天水结冰的样子。如果存在更高等级的文明，他们看我们人类，就像我们看到夏虫一般。
如果客体的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总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那么理论就只能在原有的一批可观察和可控制量范围之内得到检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人们掌握的可观察变量与可控制变量在总体上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包括科学技术水平。所以人们对世界认识总和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认识者的才能多高以及“实践——认识——实践”多少次，他们都不能越出这个时代所决定的可观察变量与可控制变量的局限。在这个角度上，存在着一个“认知盲维”，就像是四维生物对三维生物的“降维打击”一样，由于三维生物观察不到第四位的任何变量，他们只能在仅有的三个维度做各种实验，达到的只能是“自嗨”的效果，认知水平上并没有任何进步。这种“缺少一个认知维度”限制的条件下，尽管主客体之间的反馈依然不断进行，但整个认识系统仍停留在旧有的稳态结构当中。由此可见，人们的认识要不断地逼近真理，理论要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发展，要求人们的实践手段不断更新，使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的数目和范围不断增大。
②理论的清晰性
要使我们的主观认识能够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负反馈调节不断逼近真理，对模型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即模型本身要具有清晰性。一个模型，或者说一种理论，不论是否正确，只有具备了清晰性，才能在“实践——理论——实践”的反馈中不断得到修正而逼近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一种理论只有具备了清晰性，才是可以被检验的。那么什么叫模型或理论的清晰性呢？从反馈实践结构图可以看出，我们用一定的实践手段对客体施加影响，观察客体的变化结果，同时，我们也对理论（主体模型）提出相应的判断性输人，根据理论得出某种预期结果。所谓检验，就是用理论的预期结果与客体的实际变化结果相互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差距。根据这一差距来修改理论。因此所谓理论的清晰性，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讲，就是理论要给出一定的信息，使得可能性空间缩小，信息熵减小。预期结果只有具备一定的信息量，才能与客体变化的实际结果相比较，才是可检验的，否则就无法检验。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就有强烈的“不清晰性”，比如潜意识，恋母情结，这些概念好像什么都能解释，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你可以随便指着一个人说他有恋母情结，如果他承认了，你就胜利了，如果他不承认并骂你是神经病，你依然可以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跟他说：“你的潜意识里面有恋母情结导致了你现在的不当行为，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潜意识发挥的巨大作用”。怎么说都有佛洛依德体系的道理，你是驳斥不了这种理论的。
在各种股评家的段子中，常见的话术如下：
“根据我的炒股经验，觉得国庆前后是关键。不是涨就是跌，也有可能平盘。中短线，我觉得可能要上涨的，但也不排除有下跌的可能。所以从长期来说，可以持有，但也可能浪费时间甚至是亏损。”
我觉得这哥们打太极去比较好。
清晰性也包含了理论所规定的条件和某些统计的结果。客观事物的变化是有条件的，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变化结果，有的事物变化结果具有概率性，体现出统计的规律。这都不妨碍理论的清晰性。理论只要明确指出在什么条件下事物这样变化，什么条件下那样变化，指出事物变化的各种可能性是多大，理论就给出了一定的信息量，这些信息量都是可计算的。
科学上最犯忌的是那些不具备清晰性的理论，那些浑浑噩噩、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理论，那些看起来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而实际上不着边际，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理论。总用一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规范性语言去套用。什么“既是好事又是坏事”，“既变又不变”，“既存在又不存在”，“既同一又不同一”弄得人晕头转向。这类理论不提供任何信息量。如果用实践去检验，不管实践的结果是什么，它们都不会错，也不会不错。无法判定真伪，也就是不具备可检验性。因而也就不能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模式得到修正。以这种形式出现的理论，甚至还不如虽然完全不对但表述清晰的观点，因为后者无论如何是可以得到实践的检验的，是可以修正而不断发展的。
模棱两可，不明确，是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一个大弱点。因为文言文字数太少，信息冗余度不足，很多信息是不具备精确表达的特性的，这才有了一代一代人对前人的“批注”，光孙子兵法就有20多位名家进行批注和解释。
模棱两可的理论，无论被实践的结果是什么，它们都不会错，也不会不错。它们对于世界有什么样的性质、以什么方式行动，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因此也就不能算是科学。
③模型逼近客观真理的速度
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得跟着推移转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变化。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跟不上客观事物的变化，其原因并不是人们轻视实践，没有用“实践——理论——实践”模式使自己的主观认识逼近客观真理，而是由于反馈调节速度跟不上客体变化速度造成的。
现实是具有“易变性”的，而且变化的速度有可能很快。
毛主席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不过这有一个条件，就是梨子的滋味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会轻易变化，如果我们拿了梨子，还没有削好皮梨子的滋味就变质了，那么不管我们怎么尝，还是无法知道梨子的滋味。在炼钢生产中，钢水成分的变化速度很快，要准确地控制钢的成分，必须迅速地取得炉内钢水成分的数据。因此炼钢厂搞炉前分析的化验员是十分紧张的，一勺样品取出，常常在一两分钟之内就要报出数据。炉前技术员则要迅速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时间一长，炉前分析就毫无意义了。
瞬息万变的股市具有极强的易变性。因此如何尽快取得股市的观察数据，尽快修改模型，从而提出应对方案就显得很紧迫了。
科学家指出，要使一个反馈调节有效，反馈调节的速度必须大于客体变化的速度，否则就会在调节中发生振荡现象，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不能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显然，这一原理对于我们研究“实践——理论——实践”反馈模式十分重要。它说明要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不但要求我们不断地进行“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而且规定这一循环要有一定的进行速度，这个速度至少不得小于客体的变化速度。
为什么说反馈调节速度小于客体变化速度就会发生认识过程中的振荡现象，造成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呢？我们来举一个经济学方面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中，计划部门是通过生产部门、商业部门的报表来制定生产计划的。但由于统计机构与计划机构的效率所限，作出计划的速度往往跟不上市场上需求变化的速度，这就会出现经济行为的振荡现象。例如某个阶段市场上短缺电风扇，由于市场短缺情况反映到生产计划系统，再由计划系统搞综合平衡，常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结果生产部门未能及时作出反应，这种短缺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等到生产部门大量增产转产电风扇时，市场的需求可能变了，没准是冬天来了，电风扇已不需要那么多，造成积压现象。这一信息又不能及时由商业部门传递到生产部门，致使积压越来越多。等积压的信息再转化为生产部门的调节措施，市场可能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样，尽管人们的计划是从实践中来，并且回到实践中去的，但由于认识和控制的反馈速度太慢，反应迟钝，总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变化，就往往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能与实际很好地符合。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财经日报都是噪音，而周报或者月报的信噪比就会高一些。
那些用炒消息赚了钱的股民可能也是两个原因，第一，随机性欺骗了他们，长期来看可能会均值回归，第二，有一部分消息还是有效果的，也就是说，听消息炒股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个极端，不能简单的分对错，肯定是有消息没有反映在股价中的，这是一个概率事件，听消息的行为其实在赌概率。
每一则消息发布前可能股价已经包含了该信息的利好或利空的信息（因为股市确实是有信息差的），短期的利好或利空瞬息万变很不好抓，这就造成了“抓涨停”这种行为变得特别随机，抓住了的人可能把功劳归功于“盘感”等玄学，抓不住就骂娘。
如果我们听消息炒股，能赚钱可能有几种原因：
第一，该消息是政府发布的文件，不太容易让别人知道，而且涉及到政策面的解读，消息会被封锁。
第二，前期股价已经趴在地上很长时间了一直没起来，没有“伏兵”，当然可以大胆加仓。若股价已经接近高位，可能获利盘的“伏兵”太多，直接靠着利好消息出货。接盘侠被套。
21世纪以来，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快到人类的大脑已经跟不上的地步。在这样一个高速度的世界面前，单凭人们加快自己的认识速度已经无法达到要求。所以出现了量化模型的基金，用计算机去收割人脑，用这种算力的优势来割韭菜。
增加“实践－理论－-实践”这一循环的速度，可以大大提高实践活动的效率。很多时候，即使认识对象比较稳定，变化速度不快，反馈逼近速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复杂的认识对象。因为一个认识过程拖得越久，在实践过程中碰到的干扰也就越大。
在某个认识过程中，如果时间被拖得越久，那么客体的变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别的变量，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且一步赶不上，可能会步步赶不上，一买卖就错，被市场反复收割。
④反馈过度与可判定条件
使人们的认识常在错误中振荡的另一个原因是反馈过度。
我们知道，导弹打飞机是依靠负反馈调节实现的。虽然飞机为了使自己不被击中，总是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飞行方向，但导弹中有一个调节装置，可以不断地把飞机每一时刻的实际位置和导弹的实际位置进行比较，当两者有差距时，调节装置就根据这个差距改变导弹的飞行方向，使差距不断缩小，直到击落飞机为止。这一负反馈调节如果搞得不好。就会出现故障，发生振荡现象。例如某一时刻导弹的寻的装置发现自己的飞行位置在飞机的左边，导弹的调节装置根据这一信息调整飞行方向，使导弹向右飞行。但如果调得不够精确，一下子偏过了头，就会跑到飞机的右边去。寻的装置发现导弹的位置在飞机的右边，调节装置会根据这一偏差重新调整导弹航向，使它向左飞行。如果这时调得不够精确，偏过了头，导弹又会跑到飞机左边去······就这样，导弹虽然运用了负反馈调节原理，不断把自己的位置跟飞机的位置进行比较，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航向，但每次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总在目标左右摇摆，不能顺利地逼近目标。显然，这样的导弹是打不下飞机的。负反馈调节出现的这种振荡现象是什么造成的呢？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导弹，它的寻的装置和飞行装置都没有什么毛病，问题出在控制装置中，控制装置接到寻的装置发现的位置信息后，每次都作出了过头的调节，从而形成振荡。这被称为反馈过度现象。
散户越多反馈调节越过度，情绪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因素，而且一旦趋势确立下来，想进场的人就会开始“博傻”，进行击鼓传花一般的操作，所以人类历史会出现“郁金香狂热”，使得价格会偏离价值很多，而一旦泡沫被戳破，矫枉又会过正。
现代科学指出，任何负反馈调节系统如果出现反馈过度，都会从一个逐步逼近目标的稳定过程转化为振荡过程。相互作用过分强烈的系统往往会发生振荡。
我们在用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中，发现了理论不符合实践结果的偏差。自然必须通过修改理论以使之符合客观实际。但如果在修改理论时作出反馈过度的反应，也就是说对理论作出过头的修改就会发生认识过程的振荡现象，使我们的认识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种片面性。人们常常因为振荡在错误中徘徊。尽管有的人一直在实践，一直在修改自己的理论，但从来也没有提出过正确的理论。
当然，在人类认识真理的长河中，我们用“实践——理论——实践”逼近客观真理，出现反馈过度是难免的。而且，大多数事物的认识过程都是先经过在错误中振荡，在波浪式的前进中慢慢接近真理的。
认识过程之所以反馈过度，跟一种叫“可判定条件不成立”的现象有关。
在运用“实践——认识——实践”这一模式时，我们是根据实践结果和理论结果之间的误差来修改理论，使理论不断完善而逼近客观真理的。显然，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实践结果和理论结果之间的误差必须要能够反映理论跟客观真理的接近程度。也就是说误差越大，反映理论越不正确，误差变小，反映理论在逼近真理。这个大前提我们称之为“可判定条件”。
在一般情况下，认识过程中可判定条件是成立的。而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的某一具体认识过程或认识过程的某些阶段也会出现可判定条件不成立的现象。也就是虽然有时候实践证明某一理论有误差，但它可能是正确的。有时候实践证明某一理论误差很小，但它可能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人们认识自然规律都是在一定生产力、一定科学技术条件下进行的，可判定条件也只能根据当时人们所掌握的可观察量和可控制量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判定结果，因此认识过程的某些阶段出现可判定条件不成立的现象是完全可能的。科学家常常因为理论与实验结果暂时不符而放弃了许多先进的思想。地球自转的观点之所以长期不能被人接受，因为在惯性定律和万有引力发现之前，人们怎么也无法解释地球运动不构成地球上人运动障碍的问题。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也差一点被他放弃掉。因为根据当时测量的子午线算出的引力大小跟他的理论不符合。以后有了更精确的数据，他才开始坚定起来。
可判定条件不成立给认识过程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因为任何科学家在建立理论的时候，都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出正确的模型。他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摸索过程，要先提出许多假说，将这些假说跟实验结果相比较来修改假说。可判定条件不成立，那就等于使科学家失去了修改的标准，他将不知道模型应当朝什么方向修改。这种困难在科学研究中，尤其在那些艰苦的开创性工作中大量存在。科学家经常像瞎子摸象一样来寻找真理。科学史上，不少有远见卓识的大科学家能甩开可判定条件不成立设下的障碍，即使实验结果并不支持他的新理论，他也不会鼠目寸光地轻易抛弃自己的观点，这往往使他们能远远地超越他们同时代的科学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9世纪罗巴切夫斯基和黎曼的非欧几何建立的时候，在现实世界找不到一点它们的物理意义。直到20世纪相对论建立的时候，非欧几何才找到了用武之地。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发生作用，是什么标准指导着这些科学家绕过层层暗礁而不迷失方向呢？在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的同时，人们还运用着一些中间标准。这些中间标准和“范式”有关，科学的范式思想由美国科学家库恩提出后，近年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为了说明中间标准怎样在可判定条件不成立时帮助科学家找到使自己理论通近真理的方向，我们举几个例子。爱因斯坦为了解释光的二重性，曾提出了“导场”的理论。这种理论和现在的量子场论图像有很大的类似性，成功地解释了光行为的波粒两重性。但是，这种理论和能量守恒原理矛盾，它导出动量与能量仅仅在统计上成立。而爱因斯坦是相信能量守恒定理是自然界普遍适用的真理，是真理统一性的表现，因此，爱因斯坦虽然很喜欢自己的“导场”理论，但从未发表它，并且没有认真地把“导场”理论当作一回事。后来这个问题被薛定锷理论解决。在这里，爱因斯坦对真理统一性和能量守恒定律的信仰，就是一种中间标准，它帮助爱因斯坦在认识真理过程中少走弯路。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家在研究β衰变时发现，原子核放出电子的能量不等于原子核失去的能量。为了解释这一实验事实，科学家提出三种可能的假说：（1）能量守恒定律在这里不成立；（2）能量守恒定律仅仅在统计意义下成立；（3）有一种尚未发现的新粒子，带走了一部分能量，这种新粒子不带电荷，穿透力极强，不易发现。这三个假说在当时实验条件下均不能被检验。当时著名物理学家泡利提出并支持第三个假说，这就是中微子假说。结果30年代中微子发现了，泡利的预见是对的。泡利之所以敢作这种预见，也是因为他掌握正确的中间标准。
这类事在科学史上很多，大家知道，年普朗克提出了能量子学说，认为能量是不连续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物理学上一个意义重大的革命。但在当时，能量子学说是与经典力学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使新的理论看起来与许多经典的事实不符合，从而显得错误百出。因此新理论并没有给第五章黑箱认识论
普朗克带来信心。到了年普朗克终于顶不住内心的压力而部分修改了他年的理论。到年，他又进一步修改了能量子理论，认为不论能量发射还是吸收都是连续的。普朗克的倒退说明了什么？说明一个科学家如果只根据眼前的实验事实来修改自己的理论，就可能放弃许多超越同时代人的先进思想。
从哥白尼日心说的确立过程更可以说明正确的中间标准对认识论的意义。前几年，一位科学家用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对托勒密的本轮说进行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他发现，运用本轮体系来预测星的方位，只要运用为数不多的本轮，计算并不像人们传说那样错误百出。哥白尼日心说算出的结果本质上并不比托勒密学说来得准确。日心说的算法反而更复杂一些。如果从和实验观察符合程度来讲，两个模型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哥白尼的日心说会引起近代自然科学的一场革命呢？有很多人曾坚持说，这是因为哥白尼的日心说解释了地心说无法解释的现象，如行星的逆行等。当然，用哥白尼学说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比用托勒密学说解释的现象来得多，所以哥白尼学说比托勒密学说更接近真理。但这只是历史的结论，在哥白尼时代，甚至直到牛顿力学奠定之前，是不能这样讲的。当时，由于惯性定律和万有引力均没有发现，哥白尼学说甚至和人们的常识矛盾。实际上，托勒密在提出地心说时，是知道日心说的，但他因觉得如果地球在转动，那么人由东向西行走都不可能，因此地球动是不可思议的。在哥白尼时代，托勒密对日心说提出的问题仍然存在，因为惯性定律和万有引力均没有发现。所以，哥白尼时代先进的科学家是很难从哪一种学说和实验更符合事实来判定谁是真理的。也就是说可判定条件不成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在哥白尼及其以后的时代日心学说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接受呢？国外很多科学史家认为，这和范式转变有关。哥白尼学说对托勒密学说在科学上是进步，是代表思想解放潮流的。而托勒密学说当时却为愚昧反动的教会所拥护。
现代科学史家把范式看作一个时代一群科学家所共同遵守的一些准则。认为范式对科学理论影响极大。我们认为，所谓范式，实际上就是当在鉴别真理时，由于可判定条件不成立，人们在运用实践是鉴别真理最终标准时，同时使用的一些中间标准。它们不是鉴别真理的最终标准，但是一些中间路标，对把认识过程引向正确的道路，减少错误是有意义的。也必须指出，目前科学哲学界关于范式的研究是很不成熟的。我们认为，通过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努力搞清楚范式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在认识论中的意义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