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一步来看致力于和平的心理学家和临床治疗师，以及深刻影响和塑造这种心理学观点的神圣文化。当务之急是，如果鼓励在治疗中对信仰持更开放的态度，就一定要强调相关的权力让渡。否则，恐怕一种强权的康斯坦丁式心理治疗会吞没来访者。在心理治疗背景里，一位和平心理学家会更加倒空自己，更加透明。
作为现代心理学早期开创者，奥古斯丁细细地探究了自己的动机，欲望和内在的心魔。他是内在分析的终极使徒。他确实让我们看到关于人类灵魂深度的深刻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不确定他的心理学是否带来的是和平。我们的疑问是，他是否避免了康斯坦丁式的政教合一模式。
尽管很遗憾，我们还是要说，他没能避免。对奥古斯丁的反思后，我们还要继续探讨心理治疗和跨文化心理学是如何应对或抵制康斯坦丁主义的引诱。
在康斯坦丁的政治框架中，什么样的心理学能够应运而生？我们想验证这个论点，就是奥古斯丁的愿景——借用政治手段来达到信仰的同质性，与不懂得聆听内在矛盾声音的这种心理学是相关的。奥古斯丁对心灵的理解正反映了他所生活的康斯坦丁式的政治世界。内在世界和外在环境彼此强化；心理活动反映了政治状态。我们认为，不认可人的内部心理和外部公共环境有差异，这也是一种康斯坦丁主义，心理上的康斯坦丁主义。它并不和平。
奥古斯丁神学的内在性在他对多纳图派的问题反思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样有异议的现实问题面前，耶稣的教导不一定是要求人们按照字面意思那样完全顺服。耶稣命令：“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奥古斯丁认为人们可以在内心里保留对和平的责任，即使外在的境况证明和平没有可能。我们认为，和平最终在哪里都没有，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心。
奥古斯丁的自我似乎不许留下任何空间给不属于核心自我的某些未知的自己。他的“忏悔的自我”必须和上帝的真理结成一体，就如在公共领域斩尽拔除所有不和谐的东西一样。对多纳图派信徒的政治立场正是如此。个人内在的心理状态在公众领域里面通过行动显明。能否有人与自己内心的“多纳图派”对话，听听他们诉苦，而不是直接消灭他们？科尔斯评论道：
自我之内，上帝的声音与其他声音相遇，直面不纯的欲望、思想和欢乐。然而，这相遇并没有对话的特质。原因就在于只要不符合神心意的，就全都是“空虚”——这个位置是被强加指定的。对忏悔的自我的特征，更准确的描述并非“内在对话空间”（尽管常常是相左意见），而是“内在对抗立场”，因为这种深处的相遇——上帝的光与不属他的之间——是以上帝的声音夺取绝对一致为目标的。在神多重显现的光中，各个维度的上帝交会、对话，萌生更深刻的真理。然而，对于处在他话语之外的一切其他事物，却只剩一种独白式的争辩——从不止歇地让对方缄默——绝没有可能透过对话中他者的批判之光来显明和照亮上帝。
科尔斯认为，正因为奥古斯丁压抑了心中外邦人的声音，所以，外在行为上他对外邦人听而不闻。
顺服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个话语的杰作的要求，触动责任、内疚与死亡，目的在于彻底排除异己——从内到外的非基督徒——那些构成“邪恶”“愚昧”和“虚荣”的东西。奥古斯丁的心理学与他的政治思想都赞同以强制的方法来征服人。那般锐利地批评罗马帝国的奥古斯丁，却又以希波主教的身份位置实施宗教独一霸权。彼得·布朗（PeterBrown）甚至说：“奥古斯丁应该算是天主教异端审判行为的第一个理论家。”
奥古斯丁的心理学是一种康斯坦丁式的心理学，它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态。他的目标就是一个整体化的叙事，其中对待内心和外在敌人的方式就是斩草除根消灭干净。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推论是正确的：政治上爱自己的仇敌与心理学上尊重不同的声音，这两者是平行的。爱敌人不是要杀死他们，而是要聆听。对待内心的敌人，不是简单地消灭，而是要仔细倾听、同情、理解，且站稳坚定的界限。当即把人逐出教会无法造就和平的心理学，奥古斯丁的观念只能是把异己的信念和传统逼进地下状态。
奥古斯丁的失败在于他无法接受他人所带来的差异。我们认为，与康斯坦丁式的心理相比，和平心理学对差异接受且心怀敬意，尊重不同的传统，认识到即使是在和自己不同信仰的宗教告白中，上帝依然存在。和平的心理学是非康斯坦丁主义的；它不试图借暴力手段带来任何内在或外在的改变。
和平最终能实现，靠的不是普世伦理的民主多元化、容忍或相对主义，而是以最深的委身，跟随基督的榜样。著名的使徒约翰在书信中记录名声败坏的撒玛利亚妇人遇见基督，后者超越了文化与性别障碍，不惮声誉受损的风险，认可这妇人为“他者”，致其生命反转。同样地，和平的心理学在精神和实践上都将是反康斯坦丁主义的。和好与疗愈的达到，是经由对他者的完全认可，以基督的恩典，胜过康斯坦丁式心理学的盛衰。
像西方心理学那样的一门学科，有可能避免成为康斯坦丁式的殖民主义者吗？思考了被镇压的宗教团体和被困的部分内心情绪，让我们把焦点转移到被弱化的本土心理学。在这个部分，我们也仍然要强调让出权力。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美国本土，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有能力提供普世可用的概括性知识这一角色，都日益受到批评。
批评人士意识到，在今天的后殖民世界里仍然潜伏着殖民意识心态。这种心态明显地体现在当时著名——但是日后臭名昭著的“麦考莱备忘”中。后殖民思想家设想，因为我们如今处在批判殖民主义思想的时代，所以殖民思想和行动就不应该在学术界有所反映。他们的论著中探讨了殖民主义的问题和它对弱势民族的影响。如此一来，后殖民时期的心理学照理说对于防止自己的理论形成专横霸权应该会格外敏感；但更重要的是，它应该会根据从其他文化传统学到的东西来改革自己的理论和实践。
可是除了荣格以外，西方心理学的种种假设由于非西方心理学的贡献而有所改变的迹象，我们并没看到。拉丁解放神学的光辉传说中，最被广泛流传的也许就是它所呼吁的“打破现状的基督信仰”。拉丁解放运动的影响最终波及了拉丁本土心理学家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反思。
马丁-巴洛指出，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当前的拉丁心理学忽视了政治，且把政治主观化，为不合理的“现状”充当帮凶。
拉丁美洲心理学，不但没有帮助人们拆除我们文化中那些让权威合理化的常识障碍，把那些控制手段看做是性格特征，还以主动的行为或者默许的态度“认购”了心理主义的统治。对数据化的资料的偏爱，加剧了这种卑躬屈膝，更加重这种态度的是：学者在乎的是“理解”个人，而非在转变整个社会的同时转化个体。马丁-巴洛溯其根源，认为这种偏向来自被殖民的依赖历史，也来自对技术的着迷和对西方科学的模仿。从本质来说，拉丁心理学希望被认同是科学，能与西方心理学争一日之长。
结果，拉丁心理理论与实践成了不折不扣的美国式心理学。正统行为主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以及近几年的，认知心理学，都在拉丁文化环境中被广泛使用。然而，在美国范围内被选出来做研究的问题，对于拉丁文化或思想来说都很异质：一个科学化的心理学和灵魂的心理学的比较、世俗心理学与基督教人类学的差异、唯物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对比，以及反动的心理学对应进步的心理学。
马丁-巴洛的回应是：从受苦人的角度，从拉丁人民的抱负和挣扎中，设计理论和实践的工具。然而，若要实行，拉丁心理学就必须脱离北美心理学范式的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