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疫情就是我们共同的、最大的处境。我们该如何认识疫情带来的焦虑？是否有可能化解这样的焦虑？严肃的哲学不是心灵鸡汤，但也并非全然无力。我们可以拿相似的哲学思考作为一面镜子，反过来对与焦虑共存的生活有所启示。4月17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以“漫谈‘焦虑的认识’与‘认识的焦虑’”为主题举行“共同抗疫智性对话”。对话者包括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徐竹副教授，硕士生黄丁淳，本科生陈禹锟、王旌伊。
认识与焦虑
黄丁淳：我想从这两个词出发简单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是“焦虑的认识”。有时人们会误以为，焦虑是一种异常的负面情绪状态，仿佛它只会出现在心理脆弱者身上。但我认为焦虑恰恰才是一种常态。“常态”有两层含义。一是“常见”，即焦虑很容易发生，任何人都有可能因某事而陷入焦虑。而且，除了“死亡焦虑”这一类似乎对谁都“无差别攻击”的焦虑，许多焦虑与个体的人生阶段及社会类型有关。二是“正常”，即焦虑不是一种疾病，更不是绝对消极有害的。客观来看，焦虑往往引导我们注意到和聚焦于未解决的问题，并催促我们尽早解决它，做出“化焦虑为动力”的有益转换。
但如果长期过度焦虑，确实可能导致焦虑症等较严重的情况。为避免焦虑走向失控，首先应当试着理解焦虑的本性，而焦虑的本性我想可以归结为个体对不确定性的抗拒。临床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其焦虑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由于我们通常希望自己能更清楚、确实地认识和把握对象，一旦当前条件不足以实现该期望，我们就为不确定性所可能预示的风险感到不安。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焦虑是怎样把当下的处境与过去和未来相关联的了。我们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但一些既成事实的经历、选择等，对当下、甚至更远的将来仍持续地产生影响。当现实处境的困顿同改变过去的无能与改变未来的无措相系时，我们就会焦虑。
如果不确定性的对象是知识，产生的就将是“认识的焦虑”。与之相关的问题可能包括我们所拥有的究竟是知识还是信念；是眼见为实还是人言可信，或者说什么信源才值得相信；应当如何分配和保证对社会个体或机构的信任；怎么避免囿于信息茧房等现象，坚持非极化的理性思考；等等。目前，在新冠疫情这一最直接、最现实的境况里，“认识的焦虑”的一种表现就是人们对病毒的致病机理和应对方式的不确定。所以，需要及时吹散认知乌云，以避免人们的焦虑进一步恶化。
最后，我想分享一些可用于自我开解的通用办法。首先，可以暂时远离导致焦虑的刺激源，对于那些“被制造”但没必要的焦虑来说更需如此。其次，可以尝试自检是否陷入了消极想象的泥潭，如过分归咎自己，或过分夸大某事的严重性而错估其风险。最后，可以暗示自己积极思考。例如，你所后悔的选择是不是也曾发挥过好的作用；适当接受一些未知的风险和挑战是不是也有好处；减轻焦虑后再去思考和做事是不是对推动问题解决更有帮助等。
陈禹锟：我想首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有意思的神经科学研究。第一个关于焦虑的神经机制，是一篇今年3月22日发布于Nature子刊上的论文。论文的主要结论是：“焦虑”被与下丘脑腹内侧区（VMH）密切相关，是该脑区神经元簇状放电（即短时间内的高强度放电）的结果。目前，对焦虑的药物干预主要为了缓解VMH区域神经元的高强度放电现象。例如，氟西汀作为一种缓解焦虑的常见临床药物，就是通过阻塞钙离子通道来达到抑制神经元放电的效果。第二个研究关于焦虑的自然调节功能。一篇在年发布的Nature子刊论文表明，当人们处于非快速眼动的慢波睡眠阶段时（即“深度睡眠”阶段），其神经震荡达到高度同步，心率和血压均会下降。此时，大脑的链接将被重组，焦虑在一夜之间被减少。而在研究缺乏睡眠的对照组时则发现，这些被试的焦虑水平则有所提高，且他们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被关闭。因此，这个区域被认为对焦虑控制起重要作用，而深度睡眠则是缓解焦虑的重要的非药物手段。
上述两个研究共同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情况：一方面，常用于缓解焦虑的氟西汀类药物，其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失眠、恶心、运动性焦虑、神经紧张等等，而这些副作用不利于人体对焦虑的自然调节；另一方面，焦虑的常见临床表现是睡眠质量降低以及失眠，这意味着如果不服用药物，焦虑会对我们的自然调节焦虑的功能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一旦焦虑出现在我们身上，除非从源头上进行隔绝，彻底化解它似乎成了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对于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焦虑的源头往往来自于学习、工作、生活等等这些无法彻底摆脱的事务。这意味着要断绝焦虑源头的唯一方式就是完全脱离现代社会，可这对多数人来说又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或许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在现代社会中，焦虑是无法摆脱的，我们只能试着与它共存。
在我们的私下交流中，徐竹老师对摆脱焦虑的方式曾有进一步阐释。他认为我对“如何摆脱焦虑”的推论过于匆忙。因为，日常语言中我们说摆脱焦虑，并不是从源头上根绝，而是通过某种调节，让自己从原来的焦虑状态中“出来”。并且，尽管精神科医生会给出那些涉及药物或睡眠的具体调节方式，但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是一焦虑就去咨询医生，而是试图自己找到引起焦虑的具体事情与解决方法：可能是拖延症，那么就去尽快完成一个任务；可能是与某人的关系，于是就去做调节人际关系的事情。这些活动使“焦虑”的常识概念更多引向的环节，当然这也与“焦虑”的指称对象有关。
但是，我认为对于成人而言（徐竹老师认为，“焦虑”属于成人的），一方面，我们的焦虑可能具有多样化的、非常复杂的来源，它既来自于人际关系，又来自于具体工作任务，或者各种各样的琐事。在大部分情况下，“焦虑”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称对象或者意向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它可能更像一种作为“背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心境”（Mood），而不是有明确意向对象的“情绪”（Emotion）。此外，心智哲学中对心智现象有一些讨论：心智的不透明性导致人们对主观感受的内省存在偏差；个体的现象经验与神经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的“解释鸿沟”也表明，科学在原则上无法穷尽对“焦虑”的解释，而这些现象都提高了我们准确定位“焦虑”指称对象的难度。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的焦虑并非来自于个人，而是与社会、国家甚至人类休戚相关时，即使这些“焦虑”的指称对象被我们发觉了，个人能够做出的有效调节也是及其有限的。
因此，我今天想暂时得出一个稍弱的结论：在现代社会，由于焦虑来源的复杂性，彻底地摆脱所有焦虑已经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能追求的，仅仅是尽量减少焦虑对正常生活的影响。
王旌伊：其实当我拿到焦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焦虑了。毕竟产生焦虑总是需要有某种契机（即焦虑的指称对象），一旦开始思虑，开始筹划未来，就可能陷入焦虑。克尔凯郭尔是最先提出焦虑概念的人之一，他认为焦虑是一种人与自身、人与世界之间严重失衡的感觉。所以至少有两种焦虑，一种是面向自身，另一种是面向世界。我们会因为自己前途未卜而焦虑，也会因为时局不定而焦虑，这两种焦虑交织在一起更是难捱。
所以大家难免会问，如何才能摆脱焦虑？根据上面的说法，不思虑就不会焦虑，看电影、听音乐、打游戏，遁入虚拟世界，确实可以缓解焦虑。但也仅限于缓解，可能打了太久游戏，头一抬，天黑了，今天又没写毕业论文，这时候可能会更焦虑。所以，只有把要做的事情做完，才能根本上摆脱焦虑。道理很简单，但实际上总是做不到。为什么？我个人觉得，这是因为道理其实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说到底，我们在什么时候才会开始焦虑？焦虑是无法摆脱的吗？我想，焦虑并不是绝对的，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焦虑才会产生。反过来说，只要破除了这些条件就可以不焦虑。所以我想用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澄清焦虑的充分必要条件，可能有不完善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第一个条件，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这件事是有价值的。比如容貌焦虑，只有认为容貌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才会开始焦虑。如果不用靠脸吃饭，也不用操心找对象，或者对象根本不介意长相，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没太大意义，自然就不必焦虑了。只有某件事情与我的切身利益相关，我才会为之焦虑。但这还不足以产生焦虑，因为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可能不必须要做，我可能只是单纯喜欢打扮而打扮，没人逼我这么干，不干也没影响，那也不会焦虑。
第二个条件，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有一个必须要满足的标准。比如毕业论文，只要我想正常毕业，我就必须得写毕业论文，还得过查重，过答辩，否则我就拿不到文凭。假设自我要求高一点的，想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写好，就更容易焦虑了。反过来说，放低标准也是能缓解焦虑的办法。有的焦虑源于对完美主义的苛求，什么事都必须得办好，办不好就不行。其实哪有那么多“必须”，放宽要求，放过自己，也没什么不好。
第三个条件，这件事是不能立刻做完的事情，属于能力问题。要求的标准太高，能力不足，所以才焦虑。如果能得心应手地搞定，就算标准再高也不必焦虑。刚升上大学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DDL，什么都不懂就要写论文要考试，自然焦虑得不行。但慢慢学到的东西多了，知道怎么恰当分配时间、完成任务，也就能更从容、没那么焦虑了。即使如此，每次拿到题目的时候我也还是会焦虑，因为确实没办法立刻做完，总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完成。
总而言之，焦虑的充分必要条件有三点，第一是有价值，第二是必须做，第三是没办法立刻做完，换言之，“我认为有价值且必须要做但又不能立刻做成的事情会使我焦虑”。这么分析下来就可以发现，焦虑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焦虑的情绪是抓紧时间完成任务的动力，它督促着人们克服障碍，去做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焦虑说明你是在认真地生活着，是在积极地筹划未来。成长要面对周围的牛人、面对世界的不公，感受到自己的一事无成、无能为力，从而会感到焦虑。但我们不必太过纠结于焦虑这件事本身，为了焦虑而焦虑。因为焦虑和痛苦一样，只是一种信号。我们要保有面对无能和未知的勇气，根据信号去做出反应，有所改变，有所行动。正是因为我们有焦虑，我们才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为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做出一点贡献。
从“如何认识焦虑？”到“如何化解焦虑？”
徐竹：焦虑的话题与当下人们遭遇疫情的处境很有关系，同时我想也可以和认识论的一些问题作结合讨论。我对前面三位同学的发言进行了一些总结：黄丁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