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投文，年生，湖南郴州人。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新诗研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数百首，发表论文与评论余篇。出版诗集《看不见雪的阴影》《土地的家谱》和学术专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百年新诗经典解读》《百年新诗高端访谈》等，诗歌入选上百个重要选本。兼职有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湖南省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等。
授奖辞
回避网络时代“一体化”的技术表达，规避僵硬的批评术语，尽自己的努力还原批评家的思维与判断、灵性与激情、想象与回忆，让诗歌批评本身富有诗意的内涵，在对诗歌的判断中融入自己的心性。他长期从事诗歌研究，跟踪诗坛现状，始终以一颗朴实的心去贴近诗歌文本。他没有一味地把诗人的感性角色与批评家的理性角色一分为二，他的诗歌批评，常常让诗人的感性角色与批评家的理性角色成功置换，也就是说，他的诗歌批评在保证学术性与专业性的前提下，不沾染“学究气”，不“老气横秋”。他主张诗人与批评家的合一，主张诗人的感性角色与批评家的理性角色无缝粘连。从他的许多诗歌批评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感性角色与理性角色的交集处，一方面维护现实幻觉并制造精神远方的诗人身份，一方面又善于对诗歌气息与时代气象进行把脉与揭示，进而呈现出诗歌图景深处的时代本相与灵魂刻度。鉴于此，现将第七届栗山诗会诗歌批评家奖授予吴投文先生。
答谢辞
非常感谢第七届栗山诗会把批评家奖颁发给我。我多次参加栗山诗会，见证栗山成了一个诗歌地理学意义上的符号，栗山诗会作为一个纯粹的民间诗会，也给当前诗歌注入了一种纯粹的气质。
对我来说，从事诗歌批评首先是一种职业行为，是为了课堂教学的需要。我给学生解读中国新诗，力求靠近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也是出自对诗歌的热爱。读诗是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我也写诗，以此强化对诗歌写作的理解。这样，在阅读与写诗的过程中进行思考，自然地就连通了诗歌批评。
在我看来，诗歌写作也好，诗歌批评也好，是诗歌存在的两种形式，二者并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我追求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的融合，力图在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中注入诗意的因子。我还做得很不够，有很多遗憾，但诗歌批评确实带给了我对诗歌写作的多向度理解。惟愿褒有一颗诗心，将诗歌批评和诗歌写作进行到底。
吴投文
年10月
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
文/吴投文
新诗的标准何在？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尽管对新诗的历史合理性至今仍不乏质疑的声音，但新诗在新文学格局中的确立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扭结。中国新诗至今所面临的强势敌对显然与这一扭结的无法化解直接相关，新诗的困境就是这种强势敌对所滋生的产物。自年1月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等第一批新诗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以来，这种敌对始终存在，新诗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在内外交困中强行突围的历史。在一般读者那里，新诗素养的普遍缺失是触目惊心的，对新诗的嘲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嘲笑者对新诗的无知，同时由于文化传统的惰性，一般读者对新诗的阅读很难唤起真正出自内心的激动。在诗歌创作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新诗写作的闯入者普遍准备不足，尤其对新诗写作的难度缺乏必要的认识，过于随意的写作充斥当下诗坛，乃至出现低俗的娱乐化倾向，新诗作为诗的尊严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和张扬。可以说，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新诗至今还没有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化，对新诗近百年的历史来说，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总是具有悲剧性意味的。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似乎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三个因素息息相关，是形成新诗文化的前提性条件，这也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需要反思的问题。
“新诗”是一个具有相对性意义的概念，是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古典诗词比较而言的，因此，这一概念的成立离不开我们固有的文学传统，其参照系是“旧体诗词”。“新诗”一词其实古已有之，东晋陶渊明诗《移居》中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句。到唐代，“新诗”一词被大量使用，杜甫的诗中就出现过十多次，几乎全是指新写的诗。在年前，包括胡适在内，都把当时的新诗叫做“白话诗”，或称“白话韵文”“新体诗”“国语的韵文”“国语诗”等，大多不叫“新诗”。细究起来，这些叫法在内涵上还是有些差异，表明在新诗初起时，人们对这一新的文体在认识上的莫衷一是。直到胡适在年10月10日的《星期评论》上发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文，“新诗”这个名词才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被普遍采用。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新诗”这一名词到现在还被质疑，有学者主张用“现代汉诗”这一名称取代之。“新诗”之“新”，一是语言载体的新变，由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形成“千年一奇变”的崩溃性大变局，同时是在废墟上的重新崛起，中国诗歌因之获得重新生长，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传统；二是艺术运思方式的变化，诗歌语言的变化说到底是头脑的变化，同时也是嘴巴和耳朵的变化，原来吟哦旧体诗词的嘴巴、倾听旧体诗词的耳朵，如果没有头脑的变化，是不会适应新诗的。古来的文人骚客在高兴或失意时，可以随时随地“口占一绝”，但要“口占”一首像模像样的新诗出来，恐怕有神助亦不可能，新诗自身的难度是与现代人的心理深度和艺术运思方式相适应的；三是适合现代人的情感表达需要，现代人的歌哭笑苦实在是旧体诗词传达不出来的，李白如果活到现在，他的苦闷用新诗表达出来才会觉得痛快，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可能再显“斗酒诗百篇”的神人风采。这样看来，“中国新诗”在身份上是中国的，在性质上是“新”的，是现代中国人以现代中国语言为载体，运用现代艺术运思方式表达情感与思想的诗歌。
“新诗”又是一个姑且名之的说法，在新诗刚出现时，这个名称似乎暗含着身份的不确定性和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现在仍然存在，中国新诗之“新”至今仍然处在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状态，对于新诗成熟的期待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焦虑。至今还有人提出“‘中国新诗’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是这种焦虑心态的表现。另一方面是期待出现成熟而理性的新诗读者和有利于新诗健康发展的整体性文化氛围。其实，中国新诗的发展状况是值得乐观的，不到一个百年的新诗发展历程就是新诗不断自我证明的历程。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新诗”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但要给出一个公认的所谓“科学”定义，那恐怕是未来文学史家的任务。“新诗”这一概念内涵的凝定，可能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新诗文化沉淀在我们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过程。
“新诗”之“新”现在似乎已经成为诗人们心头的隐痛，在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潜藏着一种顽固的拒“新”能量，“新”意味着与传统文化的隔膜，意味着尚未融入传统文化血脉。“新诗”之“新”意味着新诗还没有得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广泛认同，在中国的固有文学体系中属于“外来者”，处于边缘的位置。因此，在一般读者那里，新诗似乎永远是“新”的，缺少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感。即使在大学中文系，绝大多数学生也不喜爱新诗，新诗的阅读量非常有限，缺乏基本的新诗鉴赏和写作能力。对于新诗缺乏血脉相依的深层文化心理认同感，这才是新诗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新诗发展到现在之所以还“新”，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仍然会“新”的根源。中国人夸张式的追新逐异往往只停留于感官和物质享受的层面上，而在文化层面上则潜藏着根深蒂固的恋旧情结。对新诗怀着近乎本能的拒斥心理，在一般的文学读者中并不少见，这大概可以溯源到中国人非常单一的诗歌启蒙模式，孩童的诗歌启蒙几乎一无例外是从传统诗词开始的。这种由童幼年时期阅读传统诗词所形成的审美文化心理定势，包含着某种消极意义上的文化积淀，如果在成年以后得不到有效的文化调节和文化人格的重塑，就会转化为对新诗艺术的深刻隔膜。当下新诗的严重边缘化，诚然有其他许多因素，但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内在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是新诗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多有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对于新诗前途的悲观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似乎总有人在预言新诗的末路，然而这样的预言最终总要落空，有时新诗的声誉简直落到谷底，却总能收拾危局，重新生长，随之出现一个或大或小的诗歌高峰。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也还得归之于新诗之“新”上，相对于旧体诗词堕入形式的凝固与主题内涵的僵化，新诗拥有无限开阔的艺术空间。当代人的旧体诗词写作往往有一套极具操作性的技术程序，实质上是一种以传统经典诗词为摹本，由技术主义出发的封闭性写作，由此导致诗意的极度弱化和严重老化，呈现出艺术创造力的整体性匮乏。当代作者在旧体诗词中的自我形象或者全然不见，或者以程式化的面具出现，作者的创造意识和个性追求往往完全被传统经典诗词的巨大“倒影”所遮蔽和取代。旧体诗词在当代情境中的“复活”是文化惰性的一种重要表现，是以牺牲艺术原创性作为代价，把诗歌艺术降低到复古主义的依附性写作和纯粹趣味主义的自恋式写作。相对而言，中国新诗之“新”还没有遭遇到艺术体制性的障碍，“新”仍然是诗人内发性的创造动力，仍然是诗人心中作为法度的创造性标尺，代表他们对于诗歌理想的一种基本理解；“新”也是有见识的读者对于创造性艺术的内在渴望，是读者心目中用来判断新诗艺术身份歧义丛生却又实在无疑的一个标准。在诗人那里，新诗之“新”意味着艺术原创性的重新唤醒，意味着反抗文化惰性的创造精神；在读者那里，则意味着对艺术之美的新奇体验，也意味着对文化惰性的疏离和超越。实际上，新诗之“新”并不只是意味着一个历史过程，同时意味着以隐形的艺术方式和力量重塑诗人和读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意味着在一个历史过程中推进诗歌文化的再造。
经过自五四新诗运动以来数代诗人的努力和近百年新诗文化的积淀，中国新诗之“新”已经从最初的出发点跋涉到艺术原创性的一个制高点，新诗之“新”的身份印记已经作为一种文化标志被固定下来。新诗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上的孕育和生长既是内生性的，也是裂变性的，内生性决定着中国新诗对传统诗性血脉的延伸和传统诗歌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裂变性则决定着新诗作者对新诗艺术的探索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也决定着读者对新诗的接受处于一个相对疏离的文化语境。内生性与裂变性的纠结和融合构成中国新诗内部异常复杂的张力结构状态，联结着新诗写作与接受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新诗文化建设的一些前提性问题。
一、新诗标准的确立
新诗标准的确立是新诗文化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准失范会导致认同危机，这是中国新诗面临的一个最大困扰。新诗标准的极端多元化和无序化已经严重危及新诗的生存和发展，使当下的诗歌生态不断趋向恶化。新诗标准的这种多元化和无序化现象有几个主要症候，一是仍用传统经典诗词的“意境”和“意象”规约和评价新诗，乃至从中发展出一整套理论，试图作为评价新诗的唯一标准，由此造成评价标准的偏颇和失效。这种标准看起来是从传统诗词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实际上包含着对传统诗词文化的扭曲性理解，是把古典主义的审美标准在现代性语境下扩张为一种审美主导权。二是一种可以命名为“拿来主义”的标准，强调新诗写作的国际性视野，要求新诗标准与国际“接轨”。这导致新诗写作的“移植化”倾向，这种“移植化”失去节制的放大就是“中国化”的流失，由此造成中国新诗之“新”始终停留于被西方诗歌塑造和改写的文化殖民层面。这是在“拿来主义”和“接轨”的旗帜下，用所谓的国际标准取代本土标准，用艺术衍生性机制抑制艺术原创性的殖民性写作，这实质上是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化霸权转化为审美霸权的一种扩张形式。三是新诗标准的极端圈子化和极端个人化，认为艺术标准不过是纯粹出于自我体认的产物，不仅否认艺术标准的普遍性尺度，而且否认艺术标准确立的必要性，把艺术标准的相对性扩张为纯粹的自我标准和圈子化标准。这是一种从个人本位主义出发的趣味性审美霸权，同样危及到新诗的发展。新诗标准的多元化和无序化自然并不限于这三种主要形式，还有一些更为稀奇古怪的现象，不仅读者对此深感困惑，就是诗人自己也深感困惑和无奈。这表明新诗标准还远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及性的文化常识，这是阻碍新诗文化走向成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新诗标准的确立不仅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转化为实践动力的现实问题。在我看来，新诗标准的确立要能有效地回答这两个关键性问题：“新诗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新诗才是好诗？”归根到底，这需要以诗人和读者取得基本的共识作为前提，在创作环节和接受环节的共通性视野中确立一种常识性尺度。在优秀的诗人那里，他们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新诗标准进行创作，当这些诗人的创作从不同的维度和层面构成一种综合性的创造合力时，新诗的“普遍”标准就会以模糊的面貌浮现出来。这种模糊的新诗标准在读者的接受中同样是模糊的，却在模糊中包含着艺术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对艺术尊严的确证，读者的接受之维构成确立新诗标准的另一个动力系统。因此，新诗标准的确立是诗人和读者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结果，需要以普遍的认同和常识性理解作为前提。新诗标准由模糊到相对清晰的转变，实际上是诗人作为创造之维的新诗标准和读者作为接受之维的新诗标准在互生互动的张力性结构中趋向平衡和协调的结果。任何排斥读者的单方行为都不可能确立真正有效的新诗标准，同样，读者的参与限度也要求包容诗人对新诗标准的创造性理解。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新诗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由此达成对新诗之“新”文化身份的确认，形成对新诗标准的基本理解。
二、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
新诗艺术的生命线说到底还是一个原创性问题，缺乏原创性内涵的诗歌是不会有艺术生命力的。中国新诗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艺术原创性的缺失，似乎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基本稳定的民族化风格，新诗的艺术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融入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新诗的写作者往往承受多重迷误的困扰，一是在创作理念上对中西固有诗歌知识的依附性，没有形成自己对新诗的独特理解，新诗也没有形成相对完备的现代诗学体系，没有形成能够对新诗进行有效阐释且充满民族元素的理论话语；二是在创作实践上迷失在移植性的复制中，要么停留于用中国语言写西方化的诗歌，要么迷恋于用现代白话写古典化的诗歌，艺术原创性没有在中西汇合的共通性视野下被充分激活，造成新诗创新空间的过于逼仄和挤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没有被充分唤醒。三是另一种极端的倾向，那就是新诗写作中的“无根性”文化虚无主义，一些诗人的文化素养严重欠缺，既缺乏中国传统诗词常识，也对西方诗歌茫然无知，这些诗人往往过于迷信天才和灵感，迷恋自己的艺术感觉，依靠单纯的激情推动进行写作，并形成一种盲从与狂妄混合的狭隘心态，这种现象在诗人中并不少见，造成一些诗人创新意识的贫弱和艺术理想的失落。诗歌向来被誉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属于高端艺术，需要写作者有高度的艺术自觉，但新诗写作的介入者普遍艺术准备不足，在新诗写作的技艺层面上缺少应有的训练，对新诗写作的难度存在误解，甚或把新诗写作降低到信手涂鸦的地步。这样的写作不可能有明确的艺术目标和创新意识，而且造成对新诗艺术尊严的冒犯，后果极其严重，直接导致读者对新诗的疏离和拒绝。要扭转新诗生存和发展的困境，首先应该在新诗写作的主体因素上寻找原因，应该凸显新诗艺术的创造标高，充分激活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诗人在写作时往往面临一个无形的陷阱，那就是如何在巨大的中西诗歌资源面前实现创造性的超越，没有坚定的艺术目标和清醒的创造意识，一个诗人很难克服因自我迷失而产生的艺术惰性，他的创作就会陷入到诗歌传统的固有思维模式之中，无法摆脱那种无形却强有力的艺术体制性约束，由此导致艺术原创性的缺失。
在我看来，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应该在这样四个层面上展开：一、真正的本土性，立足于富有民族特色的新诗传统的建构，实现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沟通；二、真实的自我性，立足于充分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以我手写我心的真诚态度把诗人的主体独特性转化为一种值得信赖的生命诗学；三、有效的创构性，立足于中西诗歌资源的涵孕与化合，创造新的艺术原质，使之成为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四、无限的艺术生成性，立足于中国新诗之“新”在全球化语境下成为催生艺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一方面促成中国新诗艺术原质的与时俱“新”，一方面实现向新诗自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新诗之“新”潜在地包含着艺术创新与无限生成的可能性，诗人的使命是把艺术生成的无限可能性现实地转化到自己的创作中。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并不限于只在这四个层面上展开，还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展开层面，同时，诗人富有原创性的写作是这些层面的有机结合和综合提升，这是构成新诗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
中国新诗经历近百年的发展，至今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形态的新诗文化。新诗在国民中的普及程度还远不及古典诗词，仍然疏离于一般读者的视野，作为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文化形式，其塑造民族灵魂和提升国民素质的诗性文化功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与新诗教育的严重缺位密切相关。著名诗人王家新在回应新诗教育这一话题时说：“诗歌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诗歌，更是为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未来。”这是对新诗教育的忧虑和期望。在我看来，要形成相对成熟和具有广泛普及性的新诗文化，一个前提性条件是要建立相对完备和具有实践可行性的新诗教育体系，这也是目前新诗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建立这样的新诗教育体系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工程，其中涉及到几个关键性的环节：（一）成熟而理性的新诗读者，这是对新诗接受环节和传播层面上的要求。从新诗教育的现状来看，一般的读者对新诗存在着深刻的审美隔膜，往往用鉴赏传统诗词的眼光来看待新诗，因此造成审美经验上的错位，普遍认为新诗晦涩难解。他们只认同从中国传统诗词中命题取意，化古为今的一路新诗，而对中国新诗之“新”所包含的现代性命题取意和现代诗歌写作技艺抱有根深蒂固的拒斥态度，这样的读者显然是盲从的而非理性的，是幼稚的而非成熟的，这是新诗教育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要改变以往新诗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重意义，轻审美，重教化，轻艺术”的片面化倾向，确立重细读、重感悟、重审美的新诗教育方式，把新诗教育从原来的知识性教育和“德治教化”教育转化为生命教育、情感教育和现代审美教育，营构新诗教育的综合性平台，这样才能塑造出成熟而理性，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对新诗有深切认同的读者。
（二）对新诗写作教学的重视，这是对创作环节和创作主体的要求。中国向来有良好的诗教传统，吟诗作赋不仅是士人寻求晋身之阶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人们传情达意、怡情养性的一种重要方式，诗歌写作教学也因此成为一种风行全社会的文化现象。这一传统在新诗取代旧诗之后似乎就不复存在，尤其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教学几乎一直处于“空白期”，这严重地阻碍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研究者认为：“要想恢复和发展我国的诗歌事业，必须先从恢复我国的诗歌写作教学制度开始。”这一建议所包含的合理性来自对新诗发展困境的清醒认识。新诗写作与旧体诗词写作在艺术思维上有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新诗写作教学采取不同于旧体诗词写作教学的方式和途径。当代人的旧体诗词写作要求以“旧”写“旧”，也就是用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处理与传统文化对接的题材和情感，使用一整套“完全适应于文言语言系统的诗歌形式规范”，这样才能写出旧体诗词的神韵和魅力，而在处理当代题材与情感方面，旧体诗词缺乏有效的介入性，显得先天不足，很难把对当代题材的处理提升到艺术原创性层面。新诗写作教学还没有形成旧体诗词写作教学的那种规范化和模式化，这一方面使新诗写作教学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可能给教学带来技术操作上的难度，使教学在短期内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表明，新诗写作教学的探索和试验空间很大，对新诗写作的教学者和入门者来说，都意味着主体选择的多样化途径，通过对多种教学方式的尝试和选择，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在我看来，新诗写作教学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要把握新诗之“新”的诗意生成机制，也就是在现代汉语的诗性视野下，用现代艺术思维方式和艺术技巧处理当代题材和现代人的情感世界。新诗的出路说到底还是由诗人提供方向的，新诗写作教学的目标和理想效果是促进新诗文化和创作氛围的形成，为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同时为民族精神的提升提供一个诗性空间。
（三）新诗教育的制度性支撑，这是从影响新诗教育的综合性制度层面提出的要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有一句名言：“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两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伟大的诗人就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新诗教育作为母语教育和新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活和提升民族精神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性支撑才有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这种制度性支撑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文化体制与教育体制等层面，有效的制度性支撑可以形成健康合理的文化艺术格局，形成有利于新诗教育的良好人文环境，这对新诗教育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新诗教育要从精英化的文学专业性教育转化为全社会的普及性文化教育，这是形成新诗文化的社会基础，需要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协同促进和整体配合，如定期举办全民性或地方性的诗歌文化艺术节和大型诗会等，让新诗回到民间和大众中去。其次，在中小学建立诗歌写作基地，在中小学学生中分层次开展新诗写作的培训，建立分层级的新诗写作教学模式；编写新诗写作教材，对中小学语文教师进行新诗写作教学的培训，将新诗写作纳入中小学的课堂教学，在中考和高考中安排一定的诗歌写作内容。再次，当代诗人一般有大学教育背景，应充分利用大学的教学资源和人文环境，使大学成为培养当代诗人的摇篮；在大学现有的新诗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之外，设立专门的新诗教育与教学研究中心，推动新诗教育和教学的广泛开展。最后，政府设立专门的诗歌基金，用于扶持和奖励诗歌创作，资助诗歌刊物的出版发行等。已有一些诗人和学者结合国外和中国传统的诗歌教育和教学经验，提出过一些类似的主张，这表明诗歌教育的制度性支撑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中国新诗繁荣时代的到来和新诗文化的成熟，离开有效的制度性支撑恐怕就无从谈起。
新诗之“新”文化性质的复杂性是由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所造成的，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在现代性视野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困境，其中纠结着由现代性所引发的复杂文化矛盾。新诗的文化困境需要在文化内部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式，这可以归结为新诗文化的建设。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经之途，又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部新诗“成长”史，也是一部新诗“问题”史，新诗之“新”始终面临着文化身份定位的争议和尴尬。从新诗的“成长”史来看，新诗在一个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段中可谓成就卓著，新诗之“新”是现代中国民族诗歌艺术的创造性标志，也是中国现代诗人文化想象和创造意识的“引爆点”，已经沉淀为与旧体诗词截然两分的现代文化标记；从新诗的“问题”史来看，新诗在近百年的发展和流变中又问题多多，还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文化认同，远未成为基础读物普及到广大国民的日常阅读视野中，对新诗之“新”的质疑至今仍然是一般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对新诗阅读的拒斥表现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隔膜。新诗的“成长”与“问题”相伴相随，说到底，这还是新诗文化远未成熟的表现。回顾近百年的新诗发展历程，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课题，对新诗的未来发展具有启示意义，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参考文献：
参见陆耀东：《中国新诗史（－）》，长江文艺出版社年版，第一卷第10页。
参见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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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凌霄：《诗歌写作教学的缺位对新诗发展的影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年第2期。
朱晓进：《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我看中国新诗》，《学习与探索》年第2期。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见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