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践行是当代西方哲学界兴起的哲学应用活动，而思想分析则是通过苏格拉底式对话来澄清人们信念的一种哲学践行模式，其方法论和原则是基于分析哲学而发展起来的。在当今技术社会里，人们的精神问题在不断增加。这些精神问题不仅包括个人的痛苦，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因信念分歧引起的争端或冲突，而思想分析能够用来帮助解决或者缓解人们的这些心理或者精神问题。思想分析理论有其局限，为了提升思想分析的有效性，应当修补它的不足，使其能够应对更多的问题。
关键词：思想分析;哲学践行;分析哲学;苏格拉底式对话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生活在技术社会之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也越来越便捷。然而，人们的心理或精神上的困扰在不断增加，同时又有新的心理或者精神问题不断涌现;有许多实证数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在这个技术社会中，人们大多数的精神困扰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现代技术迫使我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社会需要哲学和哲学家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生活中来，帮助人们解决各种精神困扰，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哲学践行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场哲学运动，哲学家或哲学践行者根据自己的哲学背景或训练发展种种哲学践行理论和方法来服务大众。哲学践行者走向广场和市场，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帮助大众。思想分析是一种试图厘清人们思想的哲学践行模式，其方法论和原则是根据分析哲学发展起来的。思想分析在哲学践行中具有强大的作用，对处于高度互联的社会中的人很有帮助。本文将分析作为哲学践行模式的思想分析的工作机理——它所依赖的哲学资源及它使用的逻辑工具——以及它的局限，并试图提供一些可能的完善策略。
思想分析及其依赖的哲学资源
思想分析，狭义而言，是一种苏格拉底式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对话者的思想变得清晰，因思想问题所带来的痛苦得以缓解甚至消除。而广义上讲，思想分析包括所有的使用逻辑的思维活动，包括:(1)个体的精神修炼与提升活动;(2)在他人帮助下——如通过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思想检查(强化、削弱或剔除)以及思想形成;(3)主体(包括个体或组织)之间的认知关联分析，如对人与人之间或国家之间的争端与冲突的分析;(4)对特定社会文化的检查与反思;(5)作为哲学对象的分析(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等等。本文这里讨论的是狭义上的思想分析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哲学践行模式:哲学家通过与来访者的苏格拉底式对话让来访者“哲学地”思考，从而帮助解决来访者的思想之症。思想分析也是笔者多年提出并发展的一种哲学践行模式。
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被哲学践行家们所信奉，苏格拉底的对话法也被哲学践行家所普遍采用。哲学践行家们希望自己像苏格拉底那样走向大众，服务大众。就本质而言，苏格拉底是一个典型的思想分析师，因为在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只是在引导对话，在对话中质疑对方，而不是教导对方。辩证法首先是一种论辩技巧，“苏格拉底相信，通过治愈人们的狂妄自大，让他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过一种经问答法检验的生活，会让他们比以前更幸福、更有德性。以问答法为依托的哲学对人类的幸福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宁可死，也不愿放弃它”。苏格拉底的对话术或“辩证法”是一个揭示真理的方法，也是使对话者思想清晰并进而获得幸福的方法。
理论化的哲学有一个强大的传统，而20世纪的哲学践行运动源于对脱离生活的这个理论化哲学传统的不满。德国哲学家尼尔森(LeonardNelson)是这方面的先驱人物，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个新的群体式的苏格拉底对话方法，并将之用于哲学教育中。他试图系统化他的方法以作为哲学教育的基础，然而他的努力被强势的分析哲学运动所压制。同时，20世纪初欧陆哲学的发展也是理论化的。马里诺夫说:“尽管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在过去与现在一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但是它们所肩负的使命却是一样的:将哲学与日常生活完全分离，并且使得哲学与非学院哲学家和哲学门外汉们日常所关心的东西完全不相关。”到了20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不满理论化的哲学家的工作，开始了他们的哲学应用即哲学践行的探索。
本文这里所倡导的思想分析正是以分析哲学为基础的一种哲学践行模式，这是富有戏剧性的，压制尼尔森的尝试的分析哲学反过来有助于哲学践行的发展。分析哲学为这里的思想分析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被称为分析哲学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工作。分析哲学在起初是治疗性的，它的治疗对象或者批判对象是传统哲学与传统哲学家，即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家。分析哲学认为，传统哲学对逻辑和语言进行了错误运用，而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指出在哲学家的误用中所存在的问题。
分析哲学对哲学的理解是革命性的，尽管它自身也是理论化的哲学或者学院哲学。维特根斯坦说，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澄清思想的活动，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说:“这本书讨论哲学问题，并且表明，——我相信——这些问题之所以提出，乃是基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因此本书想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因为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我们就必须能够想到这界限的两边(这样我们就必须能够想那些不能想的东西)。因此这界限只能在语言中来划分，而处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就纯粹是无意义的东西。”
那么，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说:
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些解释构成的。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可以说，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
很多哲学家跟随维特根斯坦，如逻辑经验主义发展了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提出证实原则以拒斥形而上学。然而，不仅仅是哲学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思想问题”，需要被“治愈”。因此，人们的日常思想也需要被澄清。所以，从“治愈”哲学家到“治愈”日常生活中的人，只需要迈出一小步。事实上，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些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哲学应当走向生活实践。美国哲学家罗蒂提出了不同于“系统哲学”的教化哲学概念，他说:“伟大的系统哲学家是建设性的，并提供着论证。伟大的教化哲学家是反动性的，并提供着讽语、谐语与警句……系统哲学家想将他们的主题安置在可靠的科学大道上。教化哲学家想为诗人可能产生的惊异感敞开地盘，这种惊异感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存在有某种新东西，它不是已然存在物的准确再现，人们(至少暂时)既不能说明它，也很难描述它。”罗蒂认为，对话和研究是有区别的。在他看来，教化哲学的目的是对话，而不是寻找真理，不是希望通过研究揭示真理。教化哲学永远不会终结哲学，并且它阻止哲学走上“完美科学”的道路。它对文化的影响是帮助我们避免自我欺骗。也就是说，罗蒂认为哲学将不再是寻求真理和知识基础的尝试，哲学家将是一个很好的对话者，他们在生活实践中熏陶人们，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因此，罗蒂虽然没有发展哲学践行的概念，但罗蒂所描述的教化哲学就是践行中的哲学，而教化哲学家所做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哲学践行。因此，思想分析是分析哲学的自然延伸，其目标是帮助人们或哲学践行市场中的来访者清晰地思考。
在日常生活或哲学研究中，无论我们表达什么，我们都应该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是分析哲学的精神。除了清晰的表达，思想分析还应从分析哲学中学到什么?根据分析哲学，一切价值判断都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价值判断的真理性。价值判断可以被捍卫，但我们不能说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持这种方法的哲学践行者可以对人们的信念进行检查、分析和批判，但对任何价值观或价值理论都应保持中立态度。因此，如果哲学家推荐所谓“正确”的价值理论或批评所谓“错误”的价值理论，那么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或至少是不恰当的。哲学家需要做的只是帮助其他人检查他们持有的思想和信念。因此，思想分析师在践行中应遵循“价值中立”原则。
人们的生活是由他们的信念特别是作为信念的伦理规范所引导的。伦理信念的冲突是很多痛苦的根源。根据分析哲学，所有的伦理主张都是无稽之谈，或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不可能有伦理命题。命题不能表达更高的东西。”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他这样描述它们并不是要贬低二者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道德主张不能用实证方法来判定为“对”或“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人们的痛苦根源于伦理冲突时思想分析就毫无作用。我们可以拥有伦理判断，也可以通过逻辑来辩护它们或者批评它们，尽管它们与真理无关。思想分析认为没有人能够拥有关于伦理的绝对真理，任何伦理理论都是多元伦理的一种。这就是说，伦理相对主义是分析哲学的自然产物。既然如此，哲学家就没有唯一的伦理理论可以自信地加以推荐。因此，思想分析的另一个原则是“伦理中立”。
“价值中立”原则和“伦理中立”原则将思想分析师与其他思想工作者区别开来，而其他哲学践行模式很难做到这一点。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有一些以思想为工作对象的思想工作者，比如基督教国家的神职人员，他们帮助人们解决想不通的问题并消除相应的精神痛苦。这些思想工作者预设了某些价值观和伦理信念是“好的”或“正确的”，他们为他人提供“正确的”价值或者信念并进行论证，而思想分析师并不持有任何预先设定的东西，除了我们应该逻辑地且清晰地思考。
当今社会技术理性高度发达，人的精神状态却并不因为技术的高度发展而变得安宁和平和。在人与人及人与物均高度互联的社会中人与技术结成联盟以应对自然界。在这个高度互联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会产生，因为我们被迫与他人互动，被迫与技术物打交道。因而，我们需要更多的思想医生或哲学家来应对人的精神问题，思想分析由于背靠强大的分析哲学而具有巨大的实践空间。
思想分析的工具
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家广泛使用的工具。至于逻辑分析在哲学中的作用，卡尔纳普说:“逻辑分析的作用是分析所有的知识，分析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论断，以求弄清每一论断的意义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逻辑也是哲学践行者或思想分析师用来检查人们信念的工具之一。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尽管可能被某些哲学问题所困扰，但这些问题是能够随时“被放下”的，而真正令人们痛苦的问题则是由生活的意义、伦理冲突、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等造成的，它们是无法“被放下”的，它们会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甚至让人失去生存勇气。
人的这些痛苦是由信念冲突造成的，这也是实现分析的预设。这些冲突往往是由隐含的信念造成的。通过深层次的对话，并借助逻辑分析，这些隐含的信念及其冲突能够被发现。这正是思想分析的工作。隐含的信念是指人们相信或者默认但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的东西，它类似于弗洛伊德的前意识或者潜意识。隐含的信念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需要用特殊的方法才能揭示出来。思想分析倡导的是理性的对话术，而不是非理性的催眠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对话术)就是一种发现隐含信念及其内在不一致的质疑技巧。苏格拉底辩证法的逻辑形式是:如果p→q，q→r……s→t，并且～t，那么～p。这是一条蕴涵链，而通过否定命题t，命题p被否定。这是一个演绎有效的推理形式。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对话技术可以应用，如通过提出“为什么”型的问题，让来访者给出他们相信某事的理由，随后哲学家攻击这些理由，而通过对这些攻击的回应，来访者知道了他们的信念和理由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等。通过不同类型的苏格拉底式对话，隐含的信念以及信念冲突或不一致就能够被发现。
一个典型的冲突类型是人们心中所设想的应然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的冲突，即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冲突。我们平静心灵的状态为:或者p←→Op，或者是对事件p不做判断。这里，“p”表示“是”(实然)，“Op”表示“应该是”(应然)。然而，“是”与“应该是”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它们有时会产生不和谐或者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表示为“Op＆～p”或者“～Op＆p”。如，我的家人或者朋友死于一个意外事件，这构成一个事实;它被我认知到因而是我的真信念。但我的内心不能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而认为这个事实不应当发生。这样，我将我的判断加在这个事件上，于是我痛苦。这个冲突是“这件事不应该发生”和“这件事是事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我的心灵中发生了，并持续冲击着我。这种冲突显然不是逻辑矛盾或者不一致，但它让我产生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痛苦。这类冲突对我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如果它们足够强、足够多的话，我可能会因此变得抑郁。思想分析师如何通过对话帮助来访者解除这些痛苦呢?在对话中思想分析师首先得向来访者揭示这种冲突，并帮助来访者“自然化解”——任何表达都是程度不等的厘清思想的过程。没有人可以改变事实，对于这个道理，来访者是知道的。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思想分析师应当改变来访者的“应该”或“不应该”的信念以适应事实。但我们也可以对事实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死亡可以被理解为进入了没有痛苦的天堂。改变来访者的信念是一个策略，但不是一个好的策略。一个相对好的策略是帮助来访者“放下”“应该”(或“不应该”)的信念，对外部事件不做判断;这样，冲突就会自然消失。当然，对这类冲突的解决策略永远是开放的。
以上只是例示了思想分析如何发现和消解信念不一致或信念冲突从而帮助来访者化解痛苦，而在实际生活中有多种实际的问题类型，需要我们借助逻辑来进行分析。思想分析的具体策略有“澄清概念”“分清层次”“揭示矛盾”“明晰预设”等。而逻辑则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地定义和使用一个概念，如何进行演绎或归纳的论证;同时，逻辑给了我们合理的思维结构。理性的人被要求:如果他们相信p并且相信p蕴涵q，他们就应该相信q;如果他们相信p，就不应该相信非p;如果他们相信p，他们就应该相信他们相信p。这些要求是通过置信逻辑(doxasticlogic)来呈现的。我们看到，现代逻辑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思想分析师的工作。
除了个人的信念问题，人们还会面临与他人的争执或冲突所带来的困扰。思想分析可以延伸来帮助人们解决这类人与人之间的纷争。这类争执或冲突往往是由人们之间的信念分歧引起的。比如我认为有些东西应该是我的，而你认为它们应该是你的，我与你都有足够的理由，于是发生争执。从理论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会通过充分的沟通和论辩而消失。“在同一命题上持不同命题态度的论辩者，若他们是诚实的、理性的并且其理性和诚实是他们之间的公共知识，那么通过充分的论辩后，他们对该命题将有相同的命题态度。”这一论点背后的理由基于一个基本的逻辑学常识:拥有相同前提的不同的人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分歧的产生是由于双方在同一个论题上持有不相同的前提，而当两个人充分交流时，他们的前提也会逐渐趋同，相关分歧也自然会消失。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争论双方很难坐在一起理性地沟通。即使双方能够理性地沟通，但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往往无法诚实、理性地表达自己。这意味着，由于信念的不一致而产生的争端往往无法由当事人自己解决。
对于争端与冲突，思想分析师应该弄清楚其背后的分歧到底是什么，以及分歧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此时我们应当使用“对立显示法”(opposite－showing)。哲学家引导对立双方的对话，将双方有分歧的内容展示出来;不仅如此，哲学家还要求双方将各自的理由展示出来。这样的对话是在思想分析师和对立者之间或者对立双方之间进行的，因而对立显示法是由三方共同完成的，而苏格拉底辩证法只是两个对话者参与的活动，因而三方参与的对立显示法是对苏格拉底“辩证法”的一个拓展。某种意义上，在有裁判的各种辩论会中便体现了对立显示法的运用。在对立显示法中，哲学家或者思想分析师试图厘清双方的分歧和各自的理由，并把这些都呈现给他们。在收集了所有与对立双方的争论相关的理由后，思想分析师应该引导双方的争论，此时每个人都会为自己辩护并攻击对方。在理想状态中，通过引导这种对话，分歧就会消失，争端的解决方案才会自然形成并为两方所接受。
思想分析的理论完善
思想分析作为一种哲学践行模式有强大的应用效力，它不仅能够用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之症，也能够应用于其他领域。尽管如此，与其他哲学践行模式一样，思想分析也有自身的局限或不足。思想分析预设了来访者有健全的心灵，来访者之“惑”源于其认知冲突，等等，这些“思想分析的预设规定了思想分析功效的边界”。我们需要对思想分析的局限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思想分析进行完善。
首先，在某些情况下，只帮助来访者进行逻辑分析而不为其提供某种哲学思想或理论，来访者的困扰是无法得到真正解决的。通过对话与分析，来访者的信念能够得到调整和合理化，一些由不合理信念或信念冲突造成的问题能够自然消解;然而，当来访者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解外部世界的意义框架时——诸如来访者认为人生虚无、荒诞，思想分析便难以起作用，相应的思想之症便很难得到根治。
上文已经表明，思想分析不为来访者提供一种具体的哲学，因而不能解决由于缺乏哲学性意义框架而导致的问题。在实践中，分析师只是分析来访者的思想，而不是针对来访者的问题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正如我们所提到的，思想分析师在践行中秉持着价值中立和伦理中立的原则，他们不应该教育来访者什么是值得过的或不值得过的生活。从积极的方面看，思想分析师由于不承担教育的责任，因而回避了或不承担哲学践行的伦理责任。苏格拉底被指控有罪，其中一个罪名是败坏年轻人。这种指控自然是错误的，因为苏格拉底是思想分析师，而不是教育家。思想分析师面对一个窃贼，其职责只是向窃贼明示偷窃的各种可能后果，而没有义务让窃贼变成守法者。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当面对如缺乏对生命意义之理解的来访者时，思想分析师是难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只有当思想被给定之后，逻辑分析才是有力量的。也就是说，如果来访者缺乏或者不愿意表达他的相关思想或哲学，思想分析师是无能为力的。
思想分析可以延伸去解决主体之间的利益争端或冲突，此时一个同样的问题是，如果哲学践行者不引入某种哲学并改变所涉主体的信念，单纯的分析无法完全解决主体之间的争端或冲突，因为人们能够在多次的博弈中清楚自己的信念与他人的信念。
作为完善措施，思想分析师可以向来访者“介绍”一些哲学洞见，并尽可能客观地对相关哲学洞见给出评价。也就是说，思想分析师在对来访者进行思想分析的同时还要对之进行哲学教育。这没有违背思想分析的整体精神，因为在进行哲学教育时思想分析师要尽量客观地对所介绍的哲学进行评价。这样的完善措施意味着一个合格的思想分析师仅懂得逻辑分析是不够的，其还应当是“哲学(史)家”。也就是说，基于逻辑的思想分析是强大的，但是分析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其次，单纯的逻辑分析是冷冰冰的，这样的对话会对来访者造成伤害。一般而言，与心理咨询师不同，哲学践行者，尤其是思想分析师在践行中不强调“共情”。思想分析“共理”，而分析更是一种缺乏感情的活动，参与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当事人会在一定程度上感到痛苦。每个人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欺”——不愿意认识自己，而苏格拉底式对话则让参与者直面自己拥有但又不愿意承认的信念以认识自己，这是痛苦的过程。马里诺夫不同意这种对人有伤害的分析，他说:“顺其自然的生活比刨根问底更加有益。你如果一直穷追不舍，即使是生命里最强的植物也无法茁壮成长。生命是不能重来的，你无法改变过去。哲学咨询以此为出发点，帮助人们形成富有建设性的世界观和一套综合性的日常行为计划。”
苏格拉底式对话造成的这种伤害能被避免吗?恐怕不能。任何收益都是有代价的，深入认识自己也有代价。思想分析不是温情脉脉的精神安慰，它是直指内心的刮骨疗伤，因而一定会对谈话人造成创伤。尽管如此，思想分析师要避免无法疗愈或将难以疗愈的伤害，并且要在伤害与收益之间做出权衡:如果对来访者而言其好处大于它的伤害，哲学践行才能够进行。在践行中思想分析师要摸索着前行，在与来访者的对话中注意自己的言语边际。
最后，思想分析是言语型的，它对来访者行动型的困扰难以奏效。这里言语型的哲学践行是指哲学家的践行工作是或者主要是通过言语来完成的。不仅是思想分析，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其他类型的哲学践行都有这种局限，因为它们都是言语型的。
西方哲学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在言语、逻辑和理性中体现了逻格斯;基于这种哲学的哲学践行自然也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虽然哲学践行者强调哲学践行的目的不是以言语传授知识，而是让人或来访者检查自己的信念，但其方法仍然是通过言语来进行的。从扶手椅哲学到哲学践行的转变，是哲学从教学到言语践行的转变。这种做法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来访者可以在他人帮助下快速检查自己拥有的意义框架，并通过对话发现问题。在行动问题上它的局限也是明显的:“我应当做什么”(知)不必然达至“我将要做什么”(行)，哲学践行只是完成了前一部分，即对“我应当做什么”的认识。“勤奋是一种美德”的言语践行很难使一个懒惰的人真正勤奋，尽管这个懒惰之人可能会被相关践行所触动。“认知”并不会自动地或必然地转化为“行动”，而只有以行动为中心的哲学践行才能解决行动上的问题。
作为一种完善，在践行中思想分析模式需要与行动训练或者习惯培养相结合。人的许多“行动问题”往往与习惯有关。拖延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拖延行为的恶果，而是没有养成立即行动的习惯。沉迷于电脑游戏的人很难集中精力学习或工作，因为以往游戏的美好回忆吸引着他们放弃工作。吸烟者对香烟有生理和心理上的依赖，这种依赖是一种习惯，因而也是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均衡，仅靠分析或自我认知是难以让人戒掉烟瘾的。我们看到，有行动问题的人能够理解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一切，但这种理解未必能自然而然地改变他们的习惯，除非习惯是被迫改变的。因此，只有通过行动设计及其践行，有行动问题的人原有的一些“坏”习惯才能够被改变。休谟说:“习惯就是人生的最大指导”，其实，习惯就是生活本身。遵守诺言的人已经养成了遵守诺言的习惯，而那些经常违背诺言的人却不能在他们的言语和行动之间形成联系。“勤奋是一种美德”的言语教育不能使懒惰的人勤奋，而有意义的忙碌在外部压力下可以使懒惰的人真正勤奋。中国传统哲学被认为是知行合一的哲学，中国传统中的完美人格是通过哲学思维和行动相结合来实现的。在借鉴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发展“思想分析+行动”的践行模式，而这种践行模式超越了以往苏格拉底对话式的思想分析模式。
结语
思想分析是将分析哲学精神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哲学践行模式，它借助了强大的分析哲学资源。这种践行模式的优点明显。思想分析在当今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得到蓬勃发展，在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群体建导等活动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思想分析的身影。技术的急速发展所造成的人的精神困扰只能通过技术之外的力量来解决，宗教是对人的精神进行抚慰的一个传统资源，但在当下时代，宗教由于种种原因不免衰落了，在这种局面下，具有理性精神的哲学却可以出场来应对人的各种精神困扰。哲学将会以多种方式与模式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未来的技术社会中帮助人们赢得更好的生活。
作者简介：
潘天群，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文章来源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
编辑
刘骁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