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里能治疗白癜风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ffxbdf/家庭教育中，怎么预防抑郁症？当孩子遭遇了重大打击，甚至出现了抑郁，家长该怎么办？
未来春藤创始人老喻连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老师，一起探讨对待儿童抑郁症的正确打开方式。
以下是直播精华内容回顾。
一、治疗师的工作是什么？
老喻：在过去几年，我90%在教育方面的问题，都和心理学有关系，有的时候是孩子的心理，有的时候是父母的心理。
许多问题似乎又特别抽象，有各种各样的答案，有的是特别鸡汤的，有的是特别功利的，有的特别斩钉截铁，有的是千人千面，没有确定的答案。
抑郁症这个话题，往深一层就是孩子的心理、父母的心理，再往深一层就是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来说，教育追求的是什么，如何定义幸福。
这是当下的一个终极命题，尤其在一个特别多元价值的时代，旧的被更新了，新的又没接上，很多孩子和家长就处在有一点点焦虑的状态。
您的书给我的感觉，在表述上非常轻松，并没有让人觉得特别沉重，您保持了对话题的开放性，甚至对于心理学，对于传统的认知都保持一种开放式的思辨。
李松蔚：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心理学是铁板一块，其实它有不同的分支，或者不同的工作思路。我是学临床心理学的，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临床心理学下边的一个分支，叫做家庭治疗。
海贤老师也跟喻老师连麦过（老喻对话陈海贤：如何绘制自己的人生蓝图？），海贤老师跟我做的是类似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对象就是父母孩子，我们没有办法像医生一样去诊断他是什么病，或者去开药，这个属于医学的领域。
医院有过诊断，或者在接受一些药物方面的治疗，同时父母认为最好再去找一个心理学的老师，跟老师聊聊看。
对话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发生的。
在语言的体系里边，我们会看到，跟抑郁有关的都叫抑郁症，但不同的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以及对这件事情的处置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最早跟喻老师的团队商量直播主题的时候，定过一个题目叫“对青少年抑郁说不”，这是很多父母一开始拿到孩子抑郁诊断的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很快地对抑郁说不，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比较快速有效的方法让孩子开心、振作起来，或者让他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健康、更积极。
这样让孩子体会到的不是父母在对抑郁症说不，而是父母在对自己说不，他会觉得自己是被否定的，他不会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压力、悲观是一种生理性的、大脑内部的，或者神经递质的变化，他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性格层面，或者是一种成长经历，就好像抑郁是他的一部分。
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时候不是孩子和父母齐心协力去对付抑郁症，而变成了父母在对付孩子，孩子在反抗父母对自己的一些标签，或者对自己的一些比较强烈的态度。
这个对话就变成了一个家庭内部的争吵，甚至是相互之间的误解，让抑郁这个话题变得更复杂、更纠缠。
老喻：您这段正好回答了一个疑问，已经有了医生诊断，为什么心理咨询师还要以家庭为单位介入其中，其实您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李松蔚：对的，我就是一个主持人，听听双方各有什么样的观点，在这些观点里边我试图去剥离出一些共识，以及哪些地方他们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最后会变成他们之间的一种博弈，或者家庭之间的一个漩涡，把父母孩子都搞得精疲力尽，我就是帮他们去处理这个问题。
二、关于抑郁症，家长的思维误区
老喻：您书中有一段说到了电影《心灵捕手》一个特别感人的场景，对“呆萌”同学说“这不是你的错”，您一方面认可了这句话对于人的冲击力，另外一方面你认为这句话其实是一个临时性的解释，背后还是得思考更多。
李松蔚：电影里面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治疗者的角色和一个陷入困扰当中的角色。
马特·达蒙演的是一个非常天才的青年人，他有很多创伤和痛苦，他认为自己是不被爱的，是被世界拒绝的。
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心理治疗师非常宽厚、真诚，他去告诉这个年轻人“这不是你的错”。
如果把他们抽象看作是一场信息之间的交流的话，那个年轻人有点儿像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堡垒，而治疗者试图从堡垒的外部把一些信息灌输给这个年轻人。
当所有信息灌输进来的时候，对这个年轻人来讲，它都可能会产生一个变形——不管你怎么说，你是爱我的也好，这个世界是温暖的，我是安全的也好，这个年轻人总是把所有信息理解为：你只不过是为了抚慰我，或者为了完成你认为正确的一件事情罢了，你给我的是一个谎言。
这个年轻人一生当中接受到了很多别人对他的爱，别人对他的接纳，他是已经接收到这些信息的，但这些信息到他这里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完全地去信任的。
这个时候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需要治疗师，在家庭里面可能是父母的角色，用更持之以恒的、更强烈的方式去加大信息的权重，去加大信息的浓度，不断地表达，直到在很多年的相处当中，孩子慢慢对这段关系产生信任。
这是一种传统的心理治疗的思路，讲究的是通过一些长期的、持续的、高浓度的正能量去感化孩子，或者慢慢地让孩子感觉好一点儿。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理解这件事情，就是试图把不同的人看作他们都在各自的逻辑体系里边，他们都是成立的，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尽量减少不同的人之间的误解，尽量减少无效信息的沟通，转而在某一些他们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去达成一致。
回到抑郁症这个话题，这些年有很多不同的解析角度：
医生认为抑郁症就是神经递质的变化；
另一个人会说原生家庭或者早年成长经历导致我现在看世界的方式比较悲观；
还会有一些简单粗暴的，特别是父母长辈认为抑郁症都是作出来的，是你太钻牛角尖，你的思考方式很负面，换个思考方式就没这个问题了。
当所有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认知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不可讨论，我们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试图去说服对方，让对方接受我的立场。
换一个角度，至少我们可以去承认一个共识：
抑郁，特别是发生在青少年时期的抑郁，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病痛，它就是一个痛苦，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解释，它实实在在就在这里。
从我们的经验数据来看，它不会很快速就可以消除，就可以治愈的。
很多人说我吃药吃一段时间，抑郁好像消失了，消失的只能叫做抑郁发作的一个阶段。在那个阶段里面，通过药物，通过心理治疗，或者通过自己体育锻炼休息，都有可能让情绪恢复，我们谁都不确定它会不会在下个月、在明年，或者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卷土重来。
当面对这个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讨论的不是怎么消除掉这个可能性，我们讨论的是抑郁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它：
包括一些生活的饮食起居，包括家庭的沟通方式，包括目标和规划的调整，比如对青少年来说，如果他们觉得考大学很重要，那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我们的目标和学习上的规划，找到一个对孩子来说更舒适、更合理的的目标。
三、与抑郁症共存，如何保障孩子的安全？
老喻：我们刚才聊到《心灵捕手》，罗宾·威廉姆斯后来自杀了，他是一个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这个人非常智慧，非常善意，但一直受到抑郁症的困扰。
“呆萌”同学所演的孩子，主角的背景跟您在书中提到的林肯公园乐队的主唱小时候的背景有点儿像，他们都遭受过性侵，说白了就是遭受过无法应对的伤害，在他心目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很不幸他后来也自杀了。
首先，我们真的要特别把抑郁症当回事。任何一个抑郁症患者，他是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他去害别人。
其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孩子和抑郁症共存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保护他。
对有心理疾病或者有心理压力的人来说，他身边的人最重要，至少我希望你安全，我希望你别出现生命上的事儿。
从这一点上来说，您能不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
李松蔚：这是青少年家长遇到抑郁症问题时最担心的一件事，他们担心的是危机可能性出现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去应对吗？不是的，当真的判断这件事情有危险，孩子现在处在一种很不可控的情绪状态里边的时候，我们有非常简单的办法。
比如医院会开放监护病房，抑郁发作期在重度的时候，在一个人自杀观念很强的时候，时间并不长，有可能只有几天、一个星期，在监护病房里边，他24小时都可以被很好地照顾。
医院，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间里边，父母去照顾他，一个熟悉的、信任的亲人陪伴他，预防他做傻事，也没有那么难。
难的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危险的，这个并不知道取决于父母并不相信孩子的自我判断和主观报告。
这是一个自我指涉的话题，当一个处在危险状态下的人去报告说他现在没有危险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是危险的。
对父母来讲，当孩子说“我还好”“你不要为我担心”“我现在没有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们是要相信他吗？确实有这样的悲剧发生，父母相信了孩子，最后发现孩子只是为了把这些人给支开。
还是我们要更保守一点，不管他说什么都当他是有危险的，可是那样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时候可以信任他，无法给到孩子一个自由度了。
解决这个核心问题的时候，我会邀请青少年和他们身边的人来共同去理解一个模型，我们试图把自我指涉的问题变成两个不同的主体，事情就会很简单。
每一个人一定会有一些动力要活下去的，他在抑郁发作的时候，同时也会有非常极端的时刻，那些时刻更像是一种被情绪所支配的冲动。
我们可以去邀请青少年给这个东西打分，假如分是最高点，就是这个时刻你觉得你已经要付诸行动了，但它不会是一秒钟就到最高点的，而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当邀请一个人为这件事情打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自我指涉的困境变成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在那一刻我的情绪已经到了一个高点，另外一个是情绪是一个客体，现在我在观察情绪的变化。
我会对孩子说，你可以每天跟你的父母讲，我判断我今天的情绪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也会告诉孩子，不要等到60分、70分再去求助，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被情绪拖入到了一个你不想去求助的状态里边，大概到了30分就应该去告诉你的父母：
我现在还在一个理智的状态，但我能感觉到我想死的冲动，每天都在有，比如到晚上会特别强烈，我感觉到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让你的父母知情，他们才能判断怎么样去保护你。
我说这件事情不光是为了能够保住你不被冲动所蛊惑，同时它也能够保障你在最大限度上有自主权和自由空间。
你的父母越信任你，你能够把你的情绪变化如实地说出来，父母就越不会去升级他们的监控监护的策略，就越能保障在更多的时候，你会被当做是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主体，而不是为了保障你的安全，父母会去剥夺你、限制你。
在极端的时候限制是必要的，如果父母对你失去了信任，他们在大部分时候都会这么去看待你，你也会活得很难受，这是很多青少年的一个困境。
四、抑郁症标签的两面性
老喻：我们一个好朋友家的孩子同时被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三所学校的本科录取了，特别优秀。
他妈妈分享的时候提到了一点，在任何时候父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孩子信任你，你要和他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关系。
这让我特别理解了，为什么一开始您说您的工作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件事也给家庭教育从业人员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希望孩子在学业上有所转变，在成长上有所突破，家庭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土壤是不可或缺的。
我是7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小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抑郁症，那时候不知道也没啥事，反而现在知道了（患上抑郁症的人）就多了。
您在书中用一种非常思辨的方式来探讨，当抑郁症被定义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标签，好的一面是它可识别，坏的一面是标签会变成一个自我强化。
在有些国家，爷爷辈就有了抑郁症，咱们正处在一个刚开始的阶段，全新的标签一贴上大家更着急，您怎么看这件事？
李松蔚：几十年前，我们还没有流行抑郁症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边，我们会认为情绪这个东西是比较虚的，可能跟几十年前的历史有关系，在过去*治工作的语境里边，如果说这个人现在有情绪，好像在说这个人思想态度上不配合，有情绪有的时候是敏感，或者是忌讳的一件事。
80年代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当时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后来还当过哈佛大学人文学系的系主任，就是说他是一个医生，又是一个人文学家，他叫阿瑟·克雷曼。
在80年代的时候，他到中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医生，他就是来探索关于中国抑郁症的诊断，他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起西方的数据，中国的抑郁症的诊断非常少，其比例有一个数量级的差异。
亲自过来行医后他发现，很多人的主诉不是他现在的情绪不好，他的主诉是他身体上的疼痛，比如肚子疼、头疼，或者是一些内科的症状，如果开抗抑郁药，这些症状就会有立竿见影的缓解。
这是阿瑟·克雷曼发现的一个蛮有趣的跨文化的现象，不是说中国那个时候没有抑郁症，也不是他们在隐瞒自己的心情不好，而是他们不从情绪的角度来认知这件事，他们的感受是最近生活不得劲，他们不会去想我的情绪出问题了，他们会去想是我的身体出问题了。
现在，很多年轻一代能够去表达情绪，我不舒服，我有痛苦，用一种更正确的、更直接的方式来处理情绪上的变化，这是一个进步。
反过来讲，当我们在使用抑郁症这个标签的时候，我们也要看这个标签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如果你用这个标签去承认自己是有痛苦的，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代表着你在去面对自己，接纳自己，也是一个自我指涉的问题，有的时候，抑郁的人去承认自己是抑郁的时候，他反而没那么痛苦了。
但是，当一个抑郁的人说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抑郁，他开始去否定、指责自己现在这种情感的时候，就有可能去加深痛苦。
或者有可能父母在拿抑郁症这个标签来否定孩子，他会认为你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它是一种病态的东西，你应该早一点儿从这样的状态里边被拯救出去。
我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例子，妻子有产后抑郁，丈夫也认可这个诊断。
接下来，妻子说自己在夫妻关系里面很不开心，她觉得自己有很多需求没有被满足到，希望丈夫能够对自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