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怎么治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zn_bjzkbdfyy/当我们把治疗关系缩减到一块屏幕所限定的二维空间里，会发生什么？如果治疗双方的身体没有共同在场，那种高效的治疗性过程可能发生吗？
我们懵懵懂懂地开始使用技术媒介做治疗，期待它跟我们在咨询室里具身的共同在场的体验一模一样。但使用技术媒介的体验让我开始产生疑惑，我的同行们也感到同样的疑惑。我们没有预料到这种方式给临床工作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我发现，如果一个人要有效地使用技术媒介进行沟通，最关键的是要意识到双方同处一室的具身的沟通跟使用媒介的沟通之间存在什么不同。
01
我怎么都想象不到，到了年3月，新冠疫情会突然间迫使我们都开始采用远程媒介治疗，把它变成了最安全的执业方式。我们不得不立即把治疗、督导和教学转移到线上。
我们快速地让自己对远程治疗熟悉起来，用它来保持与对方的联结，因为它“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就这样，我们没有过渡、别无选择地转到远程治疗和远程培训上，这让我们很多人都毫无准备和感到脆弱。我立即产生了如何提供帮助的想法——如何利用我对远程治疗的经验，减缓同行在转变时期的压力。
我非常感谢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在此时紧急组织了新冠疫情顾问团队。这个团队针对疫情对我们工作的全方位影响都给予了紧急回应，从解决突然发生的远程治疗的转换，到说明这对病人和治疗师的影响，到帮助那些身处健康护理前线的工作人员，并在线回答公众有关在封城禁足时期的疾病和死亡对心理的影响的问题。我们组织了国际性的同辈顾问团体，开放给来自任何心理健康领域的执业者，只要自己认同自己属于精神分析治疗的这个社群就可以。在这些每周一次的小组中，我担任了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为临床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虚拟的）地方，当我们在疫情这片没有航海图的潮水中航行时，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和相互支持。
毫不意外，在这些小组中，有关丧失、恐惧和哀伤的议题浮现。视其所在的地域，很多同行正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因病*而丧失家庭成员和朋友，或他们的病人。他们也正在应对日常作息、环境和生活的丧失，就像我们都知道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着无助、丧失和死亡的威胁。
大家最关切一个的主要议题是在线工作有多么令人耗竭，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的用语来描述它——“Zoom疲劳症”（Zoom是一款使用广泛的多人视频会议软件。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专业人士使用这款软件跟病人工作）。他们很疑惑，为什么在线上工作一天会这么累——这似乎违反了直觉：毕竟你并不用通勤，这是很方便的，很多人甚至不用换掉他们身上的健身服或睡衣。
现代的技术让我们把工作带回家中，带到我们的个人空间中，空间和时间的界限消融了。研究表明，作为封城禁足的结果，美国工作者平均每天工作的时间增加了3小时！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工作日已经额外伸长了2小时——“就是无处可逃。没有太多事可做，无处可去，人们觉得他们没有合适的理由说自己不在”。我们个人的时间放在线上了：被封城禁足的人们最初肾上腺素飙升时，会在Zoom上跟家人团聚，在Zoom上举办鸡尾酒会，在Zoom上聚餐。
我们的工作时间放在线上了：我发现我自己会一周工作7天，包括临床工作和额外的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新冠疫情支持小组的会议工作。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安静下来，独处一会儿，并且重新恢复精神。
当我们进行远程沟通时，无论使用的媒介是计算机还是电话，很多精细的非言语线索丧失，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为了全面理解沟通的内容而更加辛苦地工作。当我们在屏幕上面对面工作时，看到的是没有整个身体的面部，视觉上比见面时离得更近，也更加分神。这是二维的。在共同在场的环境中，即便病人在使用躺椅，其面部也没有全部在分析师的视线之内，但我们会感觉到整个身体的姿态，以及它传递的非言语信息。在会谈时段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病人的脸。而在线的工作会让我们因另一个人的缺席而不时地感到孤独。
我们非常了解共同的身体在场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即使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我的一个同事，是一个有小孩的母亲，在封城禁足时，卯足了劲儿工作了好几周，还要跟也困在家里工作的伴侣分担带孩子的任务。她要容纳孩子、伴侣、她“在屏幕上的”病人，当然还有她自己的恐惧。
最终，在科罗拉多的一场春季暴风雪之后，当太阳升起而白雪开始消融的时候，她的家庭终于决定去户外走走。他们在朋友们的房子外面停下来，有些朋友冒险来到门廊处跟他们挥手致意。只有在这个时刻，当面见到她的朋友，看起来很近又那么远的时候，我的这位同事才终于哭了出来。当她徘徊在人行道上对朋友挥手，伴随着近距离所蕴含的能触碰对方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在屏幕上工作时失去的是什么。
02
当远程沟通“奏效”时，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在场感的错觉——“远程在场”。但是错觉无法一直保持下去。当我们不得不收窄我们的注意焦点并且集中注意力时，我们会失去这种错觉。这就是我在书中写到的一位治疗师所描述的被“粘在屏幕上”的状态。为什么远程工作特别累人，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远程工作时，驻留在那些均匀悬浮注意、沉思浮想的状态里会更加困难，那种状态需要你的注意力可以“进进出出”。有能力转向你内在的思考过程，并能重新联结那种潜在的相互间无间断的可靠的在场感，会促进沉思浮想。而借助技术媒介远程工作总是要伴随集中注意力的努力和焦虑，这让那种“进进出出”的状态不太可能总是发生。
远程工作的性质促进了一种被称为“持续性部分注意力（continuouspartialattention）”的分神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我们需要高度警觉，预期随时可能发生的与对方的联结，什么地方都要在线：当我们如此可及的时候，却又不在此时此地。分析师和病人都跟我提及，在远程会谈中，自己会好奇是否收到邮件了，实际上还悄悄查了一下，各种程序窗口都运行着，电话被调整为静音放在了桌子上，但是收到信息时还是可以瞥一眼。
研究发现，就连把电话或智能手机放在附近的桌子上——即使关了机或正面朝下放着——也可能降低同时在场的交流的品质，参与者之间的亲和力、信任和共情的水平都降低了，尤其是如果他们此前已经拥有过很亲近的关系。针对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情况，我们有一套实用的措施可供采用。
托德·埃西格和我设计了一套可以在开始远程工作之前提供给病人的指南。我们建议病人：除了用于远程呼叫的设备之外，把其他所有的设备都调为“免打扰模式”，包括智能手表、笔记本电脑以及其他电话。如果你使用智能手机或计算机做远程会谈，除了即将使用的程序，尽最大可能退出所有其他程序，并且关闭提醒功能。最好让你的手不被占用，可以使用耳机。如果你只使用手机上的音频交流，确保把手机屏幕朝下放置。如果只使用计算机上的音频，就把显示屏关闭或完全调成黑屏。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很少让眼神长时间锁定在彼此的凝视上（尽管远程工作在这方面很不同寻常，而大部分技术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没有真正的目光对视）。在和别人相处时，我们习惯了管理个人的空间，并和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想象一下，当我们进到一部特别拥挤的电梯里时，我们会多么自然地朝下看，或者把目光从其他乘客身上移开。
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人盯着巨大的虚拟的人的面部时，身体会退缩。盯着屏幕上硕大的脑袋，导致了一种某个人“猛地出现在你面前”的错觉，会激起我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所以，虽然使用屏幕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面部表情和位置信息，却并不是我们在面对面和共同的环境中会自然看彼此的方式。
有时，在使用电话和仅仅使用音频的时候，尽管我们失去了一些视觉线索，反而让我们的目光可以更加自由地移动，就如同在共同的环境中的会面一样，而且可能比视频感觉更轻松。
但是电话和视频两者都改变着我们对他人的感知觉。在我们的沟通中，65%以上是非言语的，而且在我们借助技术媒介进行沟通的时候，很多非言语信息都丢失了。
在新冠疫情的同辈支持团体中，大家提到作为一个容纳彼此的物理空间的咨询室没有了。当病人和治疗师双方都在应对共同现实所带来的痛苦时，很难在会谈中提供容纳的功能。面对我们之前从未遇到过的不确定和未知，除了尝试保持和保留一个内在的分析性空间，以便在这个空间里思考之外，我们做不了其他事情。当我们自己感觉到不安全时，能做到这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我们和我们的病人必须身处两个环境时，沟通中额外的困难是缺乏连贯性和安全感。在我最初的研究访谈中，病人报告过他们会在任何地点做远程治疗：在床上、客厅、工作的办公室、居家的办公室、办公地点停车场的轿车里，一直到游泳池旁边的躺椅。有相当数量的病人是在床上做治疗的，盖着毛毯或被子之类的床品。这种情况或许在封城禁足的情况下更加显著，这时，病人别无选择，只能在家里工作。当人们跟一直都待在家里的室友或家人住在一个狭小的生活空间里时，要获得私密性是极其困难的。
我最初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跟我谈过话的所有分析师都提到过病人在保证谈话空间的连贯性和避免侵入方面的困难。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传统上，这些都是分析师要承担的责任，而且是治疗过程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现在，它成了我们无法自主选择以提供给病人的东西了。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在疫情期间，不仅仅是病人将生命中缺乏安全感的创伤带到了工作中，病*这个隐形的侵入者也带来了非常真实的共同的危险体验，它不受控制并且恐怖凶险，并且可能真实地存在于对方身上。在新冠疫情期间，治疗师也必须在各种不同的地点工作，包括居家的办公室、客厅和厨房，而不一定是他们的咨询室（除非咨询室跟家在一起），周围还常常有伴侣、孩子和各种宠物。一个同事跟我说：“我的病人现在知道了，我有一只鹦鹉，这只鹦鹉会哼电影《星球大战》（StarWars）的主旋律。”
我之前写过，“床不是躺椅，车不是咨询室。”但是我们现在别无选择。病人必须参与进来，承担起维护安全的边界以及为自己提供治疗环境的任务，这代表着从共享的环境切换成了远程的设置。远程技术的引入消除了传统分析中分析师对于设置担负的责任。如果病人从未有过安全的基本体验，他们甚至无法想象这种体验，那么期待他们能够为自己提供安全的设置是不合理的。很多来做治疗的病人的早期体验是侵入性的。比较理想的情况是，这种安全环境的提供不仅仅是我们从认知上讨论或解释的一个概念，而是分析师提供的一个现实：它需要被体验到。
03
我们感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跟我们在空间中的移动有关，并且是彼此依赖的。
在疫情之前的研究中，病人向我报告说，来咨询室和离开咨询室的路程对于他们回忆这次会谈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关掉计算机和行进一段路程是不一样的。
一位病人对我说：“点击一下鼠标（离开一个Skype的咨询会谈），就好像剖宫产，而不是自然的分娩。”分析师们也报告说，在远程治疗时，要记住会谈开始的时间和会谈中的实际内容变得更困难。举例来说，在面对面的会谈中从不做记录的分析师发现，他们在远程会谈中“偷偷地”做了记录。一位同行最近和我说：“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就这样做了，我没有用Zoom，我是在电话会谈中做了记录，这让我感觉内疚。而且我发现要记住电话会谈中的内容非常困难。当我事后看会谈记录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内容的。这让我挺不安也挺心烦的。”
在空间中行动和移动的具身性体验，与学习、心理加工过程以及记忆都相互关联。移动以及身体共同在场所具备的三维特点会对我们的记忆产生更大更持久的影响。
研究者发现，对更为复杂的移动的体验，例如，跟打字相比，用手书写不仅能促进认知能力，而且会对记忆产生影响。我们在空间中行动和移动的体验越丰富，这种体验对我们的感知觉、意识以及记忆的影响越深远。三位荣获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科学家做了很多关于定位导航（知道如何在物理空间中寻找路线）与记忆如何被建立和储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维持我们身体旅程记忆的神经系统，跟维持心理旅程记忆（对过去、现在的记忆以及想象未来的能力）的神经系统，是同一个神经系统。这也许可以从某种角度解释，为什么在远程会谈时，分析师们在会谈时间以及会谈内容上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健忘，以及病人对远程会谈在记忆和加工过程方面的困难。如果你没有在一个空间里移动过，就意味着你没有在记忆中实地确认过这些事情。
因此，封城禁足带来的停滞不变的状态（有人跟我形容，这就像把各种体验混在一起的“一锅乱炖”）缺乏在空间中的移动或作息安排及环境的变化，影响了我们的记忆以及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知。在托德·埃西格和我为病人们写的远程会谈指南中，我们建议：
“在咨询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都给自己额外留出15分钟的时间走一走，或者到外面去，哪怕出去在小区附近稍微转一转（如果你觉得这么做很舒服的话）；或者，如果需要待在屋里，就在自己的这个地方走一走。如果根本没有办法走一走，简单做一些身体的拉伸动作也可以。刚开完另一个远程会议，或者刚打完电话，或者刚结束其他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活动（不管是工作方面还是娱乐方面），就立即开始做咨询，这种做法不太合适。你需要一些时间为我们即将开始的工作做准备。
同样，在咨询结束后，用15分钟做同样的事，之后再从事下一项活动，这会留出一段时间让咨询产生一些共鸣反应，而不是迅速跳到你要做的下一件事情中。”
这个在空间中移动的建议对临床工作者同样有帮助。除了显而易见的身体获益，也有额外的获益，包括将这一次会谈内化，以及在时间过程上做一个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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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场全球性危机中写下了这些文字的。我记得英国分析师MargaretLittle提起过的一个故事。
故事讲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开会的当下，每几分钟就有空袭炸弹落下来，每次爆炸来临时，人们都要低下头，下意识躲闪一下。在讨论中，温尼科特站起来说：“我想我应该指出来，这里正在发生一场空袭。”然后他就坐下了。但显然，没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