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是我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只是，我不能接受。”
最近，我的同事，同在一所国际学校教中文课的孔晓炜老师正身陷一场不小的麻烦当中，委屈满腹，焦头烂额。他持续收到人事部门的警告邮件，对方使用的措辞相当不客气，如同原告向司法部门提供的指控，指责孔晓炜“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有不正当肢体接触，言语过度亲密，超出正常师生礼仪，有违师德。孔晓炜须签字认错，如有再犯，即刻辞退，学校概不负责。”等等。
孔晓炜今年三十岁，是第一代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气质温文尔雅，举手投足带点儿女孩的柔和。一张干净得没有一点胡茬的圆脸上，婴儿肥还没有完全消退，一副圆润稚嫩的童音嗓仿佛赶在青春期到来前就已定型，金属圆框眼镜后面是一双湿漉漉的杏眼，看人时，常常流露出亲切友善的耐心，好像在期盼对方把心里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他个子不高，敦实粗壮的身材也显出一种孩童似的笨拙可爱。他委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但对于这封警告书，他说起来毫不掩饰自己悲愤的怒火，态度冷酷而强硬。
拖了两月有余，孔晓炜依然拒绝签字，情愿屡次被请去“小黑屋”约谈，如同接受一场又一场有始无终的漫长审讯。
“小黑屋”D其实是行政楼里划出的一间封闭式音乐室，位于五楼的长廊尽头，隔壁是一间堆满杂物的仓库，六七平米，没有窗户，小门一关，隔音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是提供给练习架子鼓、制造噪音最大的学生课余使用。白天学生都在上课，闲置的D就成为约谈老师的最佳去处。因为被约谈从没什么好事，且是一人面对直属上司、学监、人事部、中方校长、外方校长、几位副校长等其中几人长达半小时以上的盘问和指教，这间屋子在老师们看来像冷宫一样晦气，产生的气压也让人分外压抑，所以被戏称为“小黑屋”。老师面对上司，有时像无辜弱小的孩子面对说一不二要关禁闭的家长，只不过出于成年人固化的教养，对方拉开“小黑屋”的门时，会递上一个恰如其分的微笑，说一个“请”字。
在方条长桌靠墙的一面，孔晓炜落落寡合地坐下。他十指紧扣，搁在桌面上，指关节时而扭曲，在他看似漫不经心的力道下发出咔咔的双响。他扫视着来人在自己面前落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外方校长（四十多岁的英国人Martin），中方创校校长（接近六十岁的阚教授），人事主管（三十五岁的中国人Catherine），还有中文组的学科组长我。
Catherine给不通中文的Martin和不通英文的阚教授当翻译。孔晓炜也需要帮助才能顺利沟通。他本硕均毕业于厦门大学，成长于英语普及的教育大背景下，按理说不应该。但他满腔热情和时间都给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沉迷于不合时宜的文言文，苏轼、韩愈和张岱的散文张口即来，可年轻人都会的英文却讲得磕磕绊绊，脑门冒汗，如临大敌。孔晓炜在这所学校工作五年，比除了创办者阚教授之外的在场三人资历都老，在教员流动相当频繁的国际教育行业，这份忠诚实属难得，也令人难以理解。起初，学校想对老员工宽大处理，丝毫没有赶他走的用意。
所以，阚教授不满地对孔晓炜说：“孔老师，你签个字，认个错，表示以后改正，这事早就弄完了。”
“不是我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只是，我不能接受。”孔晓炜说，他的脸涨得通红，音调陡然提起又虚空地降落，“什么叫‘与学生有不正当肢体接触’？这是在暗示什么？性行为吗？强奸吗？”说完他白了人事主管Catherine一眼：“你不能注意下措辞吗？你知道这对一个人的名誉会有多大伤害吗？我签完字，这样一份文件流出去，我以后还要不要教书了。”
Catherine平静地说：“警告书是领导看过的，没有异议，况且，不是我起草，我只负责翻译中文版。”说完出于习惯，她把棕色卷发拢到耳后，然后流利地帮Martin译出孔晓炜的质问。
Martin点点头，又耸耸肩，茂密的金色络腮胡子中间，一双绿莹莹的眼睛转来转去，像在思考和组织语言。他似乎赞同，却又否定。Martin是个精力充沛、事无巨细的领袖，对处理任何鸡毛蒜皮的事物都有无穷无尽的耐性，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才来半年便赢得了阚教授的好感和信赖，很多事情都是他一拍光秃秃的脑袋就说了算。
Martin说，除非是在特殊场合，比如艺术节表演拉丁舞，比如篮球场上发生冲撞，老师和学生永远不该发生肢体接触，像Kong这样，勾着学生的肩走路，给学生的胸脯一拳，摸摸学生的头，跟学生掰手腕，以及让小男生猴儿似的挂在自己身上，都属于不正当肢体接触。此外，请学生喝咖啡，周末请学生吃饭，跟学生逛书店，加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