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到来，气温的骤降，唤醒了武汉不少市民的身体记忆，人们不由自主地陷入到紧张的情绪中。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长杜洺君解释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创伤后遗症”。
从年1月23日至今，湖北心理热线从最初的每个月多个电话到如今的每月个电话，虽然数量在急剧减少，但受到疫情影响的案例却未曾消失。
“你可以大声地哭出来”
年1月23日，在武汉宣布封城后的2个小时，湖北心理热线就正式投入使用，当天就接到了15个来电求助。第二天是农历腊月三十，当天媒体报道了咨询热线后，这一天的咨询人数有80多人。在最初的一个月时间里，心理热线共接到了超过次的求助电话。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长杜洺君是该热线首批心理咨询师，后来由于咨询量太大，心理热线向社会发出召集令，经过层层筛选，从多名报名者中筛选出了余人组成咨询师团队。
这余名咨询师都在40岁以上，有超过小时的面对面咨询经验，每天晚上他们还会请专业医生针对新冠肺炎病*进行医疗常识和*策的培训。
杜洺君回忆，起初打电话的咨询者中，大部分人的心里是慌乱和恐惧。一些人打不通其他电话，就找到这里来寻求帮助。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往往只能安抚对方后，将其情况转接给相关机构。而另一部分咨询者则是对病*产生了恐惧，他们有的只是轻微感冒、发烧或者咳嗽的症状，但却异常紧张。
“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他每隔半小时就要测一次体温，担心自己被传染新冠肺炎而发烧。”杜洺君回忆，她给了这个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出现紧张和焦虑，但判断是否被感染不能用单一的指标来吓唬自己。
杜洺君发现，市民的这种焦虑和紧张越来越强烈，有很多次她接起电话，却一直都听不到对方说话，只能听到小声的抽泣，在她的安抚和开导下，电话另一端会开始放声大哭。这个时候，杜洺君会跟对方说：“你可以大声的哭出来。”
“我该不该恨我的朋友”
随着病*的交叉传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度被打破。一次，杜洺君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上来就问：我该不该恨我的朋友？
杜洺君说，在一切都处于未知的情况下，紧张、焦虑都是正常的。而且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也会相互传递，哪怕互相之间什么都不说，仅凭感觉也可以传递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本身就可以打倒一个身体正常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内心的坚定就很重要。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居家隔离后，一些人的情绪开始从焦虑和恐慌转化成为应激障碍，从3月份开始，有自杀倾向的案例逐渐增多。
这样的案例在湖北心理热线中被称为“S级（涉及生命安全的来电属于SOS求助者的危急情况干预）”，往往需要由多名心理咨询师在、、的配合下完成。
有一位女士家人被确诊新冠肺炎，在疫情防控期间，社区为了严格执行隔离工作，将她家的门贴上封条，每天只有志愿者来送物资的时候才能打开。这件事让这位女士心中不满，极度抑郁。随着隔离时间的增加，这位女士的抑郁情绪开始堆积，她拨通湖北心理热线时，就站在窗台边，除了哭泣说不出一句整话。
杜洺君紧急和专案组咨询师对其展开心理干预，帮助她释放负面情绪，同时联动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经过近1个小时的疏导，这位女士的心态才渐渐平稳，从窗台回到了沙发上。
“有一种痛叫回家前的恐慌”
进入年3月份，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逐渐治愈出院，他们身上的病*已经消亡，但心中的忐忑却并没有消除。此时，杜洺君的工作对象就不再仅仅是心理热线的求助者，而是那些已经治愈并正在进行隔离观察的新冠肺炎患者，杜洺君管他们叫“康友”。
“你能不能帮我们呼吁一下，不要让我们白天出院，我们想天黑以后再回家。”有“康友”跟杜洺君表达了自己的恐慌，他担心自己因为感染新冠病*而被邻里“嫌弃”。
听到这句话，杜洺君意识到她的工作，就是要舒缓这些“康友”身体治愈后的心理创伤。她在朋友圈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有一种痛叫黎明前的创伤，有一种痛叫回家前的恐慌……
在康复隔离点，杜洺君一待就是一个下午，她用柔和的语言、舒缓的语调帮助“康友”们放松。她告诉“康友”们，免疫力是自身最好的良药，一个是身体的免疫力，一个是心理的免疫力。当你生病的时候，身体的免疫力因为过度疲劳而出现问题，给了病*机会，但我相信你心理的免疫力是很强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抗疫战场的战士，你们肉搏上阵，最终凯旋，我觉得应该为你们点赞。
用这样的话语，很多“康友”打开了心结，他们可以像打了胜仗的战士一样抬着头回家。
当然，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有色眼镜，有的人会对他们另眼相看乃至谩骂和中伤。有一位老人跟杜洺君说，“我们都是大坏蛋，谁看到我们都害怕。”杜洺君曾一度担心，类似的现象会在“康友”心中划开一道口子，造成心理的伤害，她希望社会能够多一些包容和理解，新冠肺炎患者不是坏人，而是受害者。
杜洺君发现，疫情平稳之后，很多人的内心会有病耻感，除了认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之外，还有“康友”会产生焦虑，担心自己复阳会传染给别人，所以与人接触的时候站的很远，刻意保持着距离。
杜洺君认为，应该重视疫情中的医护人员、志愿者乃至新冠肺炎患者的心理状态，积极帮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疫情过后的心态变化
武汉的疫情只经过了几个月就趋于稳定，从6月8日开始，湖北心理热线就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如今由两位心理咨询志愿者和杜洺君一起负责接听。最近几个月，热线的月来访量已经下降到多个，正如这条热线创办时的宗旨：你若需要，我必应声而答；你不需要，我当静默守护。
杜洺君介绍，当前的咨询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疫情相关后续问题，二是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问题，三是紧急情况的求助。
令杜洺君感受颇深的是，自武汉解封以来至今，日常心理咨询的占比量越来越多，这说明整个社会对于心理方面的问题不再像以前一样讳疾忌医，大家都很愿意去主动寻求支持。而且，这种求助不仅仅是自救，还有很多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比如父母给孩子找心理援助，孩子给父母咨询心理问题。“找心理咨询师不再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情，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观念上的进步。”
杜洺君发现，如今日常的心理咨询中其实也伴随着疫情的影响，这让她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很多人咨询的事情，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但疫情就像一个高压锅，将日常的问题堆积在一起，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爆发出来，比以往更剧烈，更有井喷式的特征。
一件曲折但却温馨的故事
在这段时间，杜洺君印象最深的一个求助者是一位30多岁的男子，他在晚上11点多打来电话，称自己是一位创业者，疫情期间经营的两家公司全部倒闭，身背近百万的巨债，妻子还向他提出了离婚，带着儿子离开了家，他和父母也因为生意问题闹出矛盾。他现在正躺在路边的草地上，一边哭着，一边喝酒，还说自己想要自杀。
杜洺君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情是什么？男子说，希望能够见到一岁的儿子，但给前妻打了一百多个电话也不接。
杜洺君安慰了这位男子后，拨通了其前妻的电话，未想到接电话的是其前妻的哥哥，原来，男子的前妻正在进行手术。
杜洺君将该男子目前的情况告诉了对方，说他希望还能看一眼孩子，否则可能会自杀。听说了这个危机情况，男子前妻的哥哥也告诉杜洺君，疫情发生后，妹夫的生意受挫，欠债百万，妹妹此时又查出大病，因为治病的开销很大，所以妹妹没有告诉妹夫，提出离婚后，医院去做手术。
在杜洺君的安排下，男子前妻的哥哥当时就决定带着孩子去找爸爸，并且还带去了一张自己的房产证。他说，当年自己结婚时的婚房是妹夫帮忙出钱购买的，现在他要陪着妹妹和妹夫一起共渡难关。
这件曲折的事情，让杜洺君觉得，疫情过后，人与人之间似乎更能够互相理解和共情。她也发现，当疫情进入到常态化以后，武汉这座城市也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和善和礼貌。哪怕是陌生人之间也多了很多问候。“因为疫情，大家都珍惜彼此的时光，在生命面前，很多小事都被忽略不计了，这样人心也会更加坚强。”
实习生汉语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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